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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魏志名


【内容提要】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只能成为本罪的量刑情节，而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标准是，是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即他人重伤、死亡及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只要交通肇事造成了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可构成本罪，而不问肇事者是否有能力赔偿数额的多少。交通肇事罪为典型的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解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已经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基本理论。
【关键词】逃逸；赔偿数额；共犯；基本原则
一、“逃逸行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由此可见,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的,就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情形之一，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由此可知，《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即为交通肇事罪所规定的“逃逸”行为，因此，《解释》已明确规定，“逃逸”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成为本罪的定罪情节。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呢？笔者认为，《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其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创制、修改法律，违背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理由如下：
(一)《解释》为非法解释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从该条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造成多少重伤、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财产损失方可成为重大交通事故，这需要有权机关的详细解释。从该条我们还可以明显的发现，“逃逸”行为仅具有量刑层面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构成要件丰的作用。作为享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只有权解释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确界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适受重大损失”的限度，而无权修改该罪的构成要件。最高院把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解释为定罪情节，明显修改了本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重违背。
如果按照此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就会把某些原本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为当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处刑。也就是说，对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本来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达到阻止和预防其社会危害性的效果，却用刑法上的极其严厉的刑罚来惩罚这种一般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不禁反问一句：这样做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吗？把这种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上来，值得吗?
(二)《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我国刑法学者在表达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⑵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⑶等等。可见上述观点都认为“逃逸”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种畏罪潜逃行为，申言之，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可见，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能成为犯罪构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为量刑层面上的情节，所以《解释》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为人对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其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这句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交通事故。
《解释》之所以把“逃逸”行为提升到定罪情节，是因为“逃逸”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就负有“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值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的义务。⑷但行为人却不履行此义务，执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观上具有可责难的恶性；客观上，往往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扩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重伤、死亡，公私财产因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造成损失扩大等。从而，“逃逸”行为又表现出了其客观危害性。但是行为人的这种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只是行为人罪后的表现，不具有定罪层面的评价意义。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更说不上定罪的意义了。也就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将先行行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实施的“逃逸”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除少数特定的脱逃行为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外，我国刑法尚没有对实行犯罪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后的畏罪潜逃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如果认为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对行为人实施的任何犯罪行为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没有明文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充其量也仅是一个量刑情节。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还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好，不要胡乱的解释法律。否则，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是客观上造成的损害还是不能赔偿的数额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客观危害性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质的损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该罪所要求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就可成立该罪。无论行为人对此客观损害有无赔偿能力都不影响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交通肇事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成立本罪。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后果，就构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财产损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按 3-6 万元计算的。⑹而《解释》第二条却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条从未把不能赔偿数额的多少作为本罪成立的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可见《解释》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属于非法解释。
另外，我国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被称之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具体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7）这一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要坚持这一原则，所以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要坚持此项基本原则。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这里的“无能力”是指客观上肇事者不具有赔偿能力；
(二)“无能力”赔偿的数额必须在3O万元以上，并且此数额必须是交通肇事行为给公私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则在此不计。另外，行为人必须对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
(三)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只要数额没有超过3O万元，即使其连一分钱的赔偿能力都没有，也不构成本罪；或者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了公私财产3O万元以上的损失，但是行为人有能力赔偿全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行为人有能力赔偿部分损失，能够使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O万元以下，也不够成本罪。例如：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了公共财产3O万元的直接损失,并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但是某甲只要有一分钱的赔偿能力,就不够成本罪；如果某甲造成公共财产1000万的直接损失，但是某甲是千万富翁，他有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也不构成本罪；如果某甲是个贫穷人,他无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就构成了本罪。
概言之，有钱的人因为自己有赔偿能力,所以可以不负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免受刑罚之苦;没钱的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承受刑罚之苦。这无疑传递给公众的是“有钱就能买刑”的观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其实，《解释》已明显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该解释应该是无效的。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问题
《解释》第8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这里的“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人员己与肇事者共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可以说《解释》开创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司法实务之先河（8）。刑法第25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可见《解释》对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解释已明显与刑法的规定相悖，实属非法解释。
为了准确的解读上述人员唆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的阐述一下共同犯罪极其构成条件。
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对共同犯罪所下的定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8）“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犯罪”（9）等等。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也普遍不承认之。（10）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⑾
(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经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就认识因素上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实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们的共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意志因素来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细审视之,其实不然。
“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
那么这种唆使肇事者共同逃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共同逃逸行为是否在有意逃避某种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对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到底持什么心理态度。也就是说，共同逃逸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而是那种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之行为是犯罪行为。基于此点考虑，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唆使肇事者“逃逸”,对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则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其是故意的，则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唆使者与肇事者对共同逃逸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是故意的，他们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共同逃逸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实施了以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共同故意杀人行为。
四、结论
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唯一判定标准是该罪的犯罪构成。只有交通肇事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方可成立。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予以犯罪化评价，它不是该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刑法上所讲的财产损失,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客观危害,至于行为人对其是否有赔偿能力，则在所不问。这仅是民事赔偿问题，是否有能力赔偿不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义，否则，就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的违背。我国刑法己明文否定过失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后的共同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这是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法律具有模糊性,所以需要解释法律。但是法律解释必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必须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基本理论。否则,就是越权解释、非法解释。《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司法解释明显属于越权解释、非法解释，应当是无效的。

（1）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2）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l997年版，第152页。
（3）参见鲍遂献、雷东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4）参见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
（5）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6）参见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7）参见高铭暄《刑法学》 (上编),中国法律出版社l999年版，第32页。
（8）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l997 年版,第275页。
（10）参见高格著《定罪与量刑》(上),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1）我国刑法学界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过失共同犯罪，如侯国云、林亚刚等。
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

俞志银


内容提要：
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在民法上又属于损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根据现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同时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被告人主张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笔者主张，对人身伤害犯罪的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应当给予支持，确定对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但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在民法上又属于损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根据现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受害人不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第一，从法律依据看，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为物质损失，在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应该说法律十分明确地规定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失。第二，从理论上分析，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首先是刑事审判，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而附带民事诉讼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单纯的民事诉讼，它在程序上是以刑事诉讼为主，在实体上以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民事赔偿不能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人犯罪后，既要受到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处罚，还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第三，精神损害的范围十分广泛，自然人犯罪中几乎案案有精神损害，而且精神损害的程度也难以准确测定。 因此从刑事诉讼效率角度上考虑，精神损害未列入附带民事诉讼是可以理解的①。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同时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被告人主张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如前所述，我们会不约而同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发布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再一次封杀的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支持观点认为：这种情况虽然从形式上看是民事诉讼，但其本质仍然是刑事案件派生而来的赔偿问题，它与民事侵权行为引起的单纯民事赔偿问题有着质的不同。单纯民事案件的被告只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刑事被告人除了承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责任外，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被剥夺自由甚至生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此，在刑事部分与民事赔偿部分分开审理的情况下仍旧如此。在对刑事被告人判处刑罚之后，还要让其承担与民事诉讼完全一样的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即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只能支持其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精神损害理应得到赔偿。其次，法律既然肯定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立法上的自相矛盾。因此如确定对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制条件下，对人身伤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凡是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造成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侵害的，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请求抚慰金，填补因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的义务。”第847条规定：“（1）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侵夺他人自由权，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金额。（2）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请求权已以契约承认或已发生诉讼拘束者不在此限。对妇女犯有违反不道德的罪行或不法行为。或以诈欺、威胁或滥用从属关系，诱使妇女允诺婚姻以外的同居埏，该妇女享有与前项相同的请求权。”上述规定，包括了侵害人身权的财产损害和无形损害的两项赔偿制度。《瑞士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作了原则的规定，新债法第55条规定：“由他人之侵权行为，于人格关系上受到严重损害者，纵无财产损害之证明，裁判官亦得判定相当金额之赔偿。”第49条第2款规定：“人格关系受到侵害时，对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得请求抚慰金。”
总之，侵害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一项原则，已为中外立法与司法实践普遍承认。虽然这一赔偿不能消除受害人的痛苦，但它可以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受害人可以用所获得的金钱进行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使其从中得到乐趣，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赔偿还可提高受害者的人身价值和尊严，惩罚加害方的侵权行为，有利于防止侵害生命健康权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事侵权范畴中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格权的问题上，人格权体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一是人格权愈来愈受立法者的重视，二是人格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三是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作为民事主体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必然存在物质利益和人身的非物质利益，而在人格权方面，尤其是在物质性人格权方面，这两种利益孝必然存在，并且构成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地发生变化，并且从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飞跃，终于使那种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财产权益的拜物教观念已经过时，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
其次、确立人身伤害犯罪的抚慰金赔偿制度是保护公民人格利益的必要手段。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遭受侵害，特别是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必然会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但同时也必然会造成精神上的创伤。在尊重人的精神价值的现代社会，平复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必然要求民法动用它的独特的救济立法即财产赔偿的立法。这种立法的表现形式，就是人身伤害抚慰金。在刑事立法方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方面，在适用法律方面，也要求适用民法方面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那对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侵权行为案件，适用民法有关规定，应是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发布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该批复已然超越司法解释权限。损害了受害人合法权益，这与贯彻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相违背。当然，我国是一个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传统观念很深的国家，封建余毒残存，人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另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如果所有的人身伤害犯罪的受害人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种种的理由，都不能成为任意违反宪法原则，随意作出违宪行为的借口。在现代法治社会的经济、人文环境下，抚慰金的功能，体现了它是保护公民人格利益的必要手段。给予受害人金钱赔偿，使受害人在经济生活上获得利益，自有助于受害人克服其精神上的损害。既然抚慰金具有如上功能，如果对于人身伤害犯罪只处罚刑事责任及赔偿财产损失，对于同时造成的精神创伤等损害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对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就是不完整的，残缺不全的②。
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符合侵权赔偿构成要件。
首先，有损害的事实发生。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侵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对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可依据以下三点，有其中之一的，即可认定是有损害事实的存在：1、内在的精神损害。即依据被侵权对象本身的自然界反应和外部表现来验证，如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悲痛、精神抑郁甚至精神失常等。2、外在的精神损害。即依据社会的反应来验证，如侵害行为使公众舆论或有关组织对受害人的品德、声望、信用等评价有所降低等。3、依据间接的财产损失来验证。如公民受到侵害后，无法正常工作或劳动，以致收入减少。
第二、精神损害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违法，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这与其他损害赔偿是相同的，人身伤害犯罪行为，不仅违反刑事法律，而且同时违反民法的有关规定。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行为有其本身的特点：精神损害行为是作为的违法行为，而非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精神损害行为指向的内容必须是特定的，即依据民法通则及最高院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范围；损害行为指向的主体也是特定的、具体的。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民法规定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一点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人身权的犯罪，就一定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已；对人身权的侵犯，其行为与后果之间常常需要一个转换环节，即侵害他人人身权产生的精神损害后果往往是以间接的方式表现的。许多侵害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都是通过公众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于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③。
第四，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过错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人身权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故意和过失的反映出有侵权行为的主观因素不同，对受害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就有轻重之别。对于故意伤害人身权的犯罪行为应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
参考书目：
（1）湖北高院研究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程序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0年第六期）
（2）杨立新：《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第153—161页
（3）杨美华、孙曙东：《谈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