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益诉讼的构建与发展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 武
[摘要]近年来，我国公益诉讼官司不断，一方面反映我国法治进不断加快、国家立法体制日渐完善，在保护公民权益方面走上了更加民主与公正的道路；另一方面反映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加强维权思想提高。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的加快，公益诉讼在维护社会利益平平衡、解决社会纠纷上日趋重要，现就公益诉讼的源起、发展、理论依据及我国公益诉讼的构建与发展作一论述。
[关键词] 公益诉讼 西方公益诉讼制度 利益平衡 我国公益诉讼的构建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是和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
1、英美法系的公益诉讼
在美国，这类诉讼被称为公共诉讼，由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原告像普通私人诉讼那样在普通法院提起，寻求追索金钱作为民事惩罚，或寻求一项禁令，命令被告停止继续违反所应适用的规章。此类诉讼中的原告俗语称作“私人总检察官”，意指私方当事人像政府检察官那样采取行动。
美国公益诉讼的范围非常宽泛，从 1863 年的《反欺骗政府法》到后来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克莱顿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均规定政府机关或者个人可以提起特定民事诉讼。美国法律制度体系还专门规定有环境公益诉讼，也亦称公民诉讼，它最早出现在 1970 年的《清洁空气法》中，其中规定了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按照该法的规定提起诉讼。在此之后陆续制定的诸如《清洁水法》、《噪声控制法》等环境保护的法律中也都制定了公共诉讼的条款。
在英国，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代表政府起诉或应诉，私人或者私人组织只有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才可提起下列诉讼：限制干扰公共权利，迫使被告遵守公共义务。地方政府机关不必得到检察长的同意，也不必使用告发人诉讼方式，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与保护、促进本地区居民利益有关的诉讼。
2大陆法系的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诉讼起源于法国。 1806 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最早规定了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制度，这一规定为其它国家所效仿。法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423 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之诉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
二、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
1、 公民享有诉讼权理论
自然法观念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公民享有诉讼权已是普遍的事实。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则是随着人权观念的现代化不断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无可否认是人权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对人权的一种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因此其在程序上着重强调公民自权利受到侵害时起享有起诉的权利，相应而言，法院有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义务。
2、诉的利益扩大化理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资源的日益丰富，公民个人的权利、利益范围在日渐膨胀，诉的利益扩大化趋势也随之扩张。目前，对诉的利益的衡量已不能简单地从消极面来衡量，而应扩大到从消极、积极的正反两方面综合考量。设立公益诉讼是诉的利益扩大化的必然，也是扩大利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范围的必然。
3、人民主权原则
公益诉讼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在诉讼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按照我国宪法第2条之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承认和确立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诉讼权利，是人民主权原则这一宪法或法治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我国现行制度中，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进行执法监督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司法救济制度作保障。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使之与现有的私益诉讼相伴而存在，不仅是对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权力规范化操作的促进，更是对人民主权原则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三、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依据
公益诉讼在我国的设立不仅存有诉讼理论依据，更是防范和化解公益性纠纷、完善和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社会迈向和谐与公正的需要。
1、经济现实依据，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具体来说，公益性违法事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急剧增加。国有资产是国家得以存在，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国有资产更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转轨中的中国一直面临着一个严酷和令人困惑的现实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现有的国有资产被侵吞、毁损或灭失；二是国家的预期收入遭到侵蚀，应收入国库的资产无法正常收回，而流入个人口袋或单位的“小金库”。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其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层出不穷。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内在冲动往往难以遏制。因此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侵犯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在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屡见不鲜，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虚假统计资料，乱集资、乱贷款，不执行国家计划价格，乱涨价，欺诈牟取暴利等。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侵犯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屡见不鲜，在我国也十分突出，已经发展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三，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案件愈演愈烈。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国家利益损害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种是具体行政行为给损害国爱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前者如政府采购中的暗箱操作，串通合谋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后者如滥发行政许可证，造成资源的破坏利用。有些行政首长不懂法律，但为了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不顾行政行为的必要性、可行性，难免使国家利益受损。其四，环境污染现象日益猖獗。我国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在这一时期许多企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往往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使得环境被破坏的问题日益恶化。而某些地方行政机构为了本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昭显政绩，又往往对污染环境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滥用职权，与违法企业相互勾结。若仅允许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公民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此行为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危害。其五，价格垄断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受我国以往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很多行业和经济领断行为，如我国电信行业、铁路部门都存在这种现象。价格垄断的存在致使该行业收费随意、服务质量差的结果成为必然，严重束缚了该行业快速有效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2、法律现实依据——完善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需要
有损害必有救济，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损害提供法律救济，是法治国家司法制度设立的天然本能。在我国，为公益提供法律救济却面临着诉讼主体的缺位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民事侵害而缺少利害关系人起诉时该如何寻求司法保护，已成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的难题。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对于诉讼利益和原告资格的理解有一定局限性。根据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原告起诉只能以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为限。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违法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损失的利益往往很有限，而违法行为造成的影响却是全社会性质的，这时指望通过受损利益很有限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维护自身那一小部分利益来达到制止侵害公共利益行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而且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大多数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人，因而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这就导致大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不到纠正。因此，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已
三、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
纵观我国近年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其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主要有以下几种结局：1.受害者无法或不愿意提起诉讼。以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为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公民，国家机关依照全体公民的授权管理国有资产。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公民却无法直接提起诉讼，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往往以不具有法人资格为理由拒绝提起诉讼；2.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决原告败诉；3.受害者虽然胜诉，但未达到预期的维护公益的效果。这类案件的当事人虽然在长期努力后得到法院的申诉判决，但是由于此种案件法院往往只针对起诉人的直接损失予以判决，并不能禁止被告停止相同的侵权行为对其他为起诉人利益的损害，其结果只能是赢了官司却失掉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这些结果的出现，一是由于我国原告资格理论基本上采取的是实体权利人标准，即原告资格专属于享有实体权利的人，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二是由于法院的审判权利和判决的效力边界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明确公益诉讼的是针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授权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则分别要求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和原告与被诉事实“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否则均无权提起诉讼。
四、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我国自身的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立法制度的建立，更涉及到法学理论的支持，因而我们要首先从理论认识上确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通过扫清理论上的一些障碍，形成成熟的理论依据，支撑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其次，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的拓宽公益诉讼的领域，从特别到一般，从部分到整体，逐步建立起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一）取消对原告主体资格不适当的限制 针对现行 “直接利害关系说”的局限性，应对“利害关系”作宽泛的理解，扩充原告主体资格适格理论，以诉讼目的权衡利害关系，只要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被侵害，就要允许相关个人或组织提起诉讼。当违法行为侵犯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具有行为能力的法律主体就有权代表国家和公众进行诉讼，主张公共利益以及受其影响的间接个人利益。
（二）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 为了更全面地保护公共权利，无论是对刑事违法行为，还是对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只要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就应当受到公益诉讼的司法审查。当然，为防止“滥诉”和“恶意诉讼”，对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的公益诉讼必须以其违反了法律明确规定为要件，禁止无限类推。对有些危害公益的民事、经济行为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如果已明显违背法理或情理习惯，法院就不能借口“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审判，因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审判权具有应答性，只要当事人起诉，法院就应当受理。[12]虽然我国在民事法律上实行的是“法无禁止即为许可”的原则，但是如果任由侵害人利用法律规定滞后的漏洞，毫无顾忌的侵害公共利益，则明显不符合我们要求建立法制社会的要求，因此赋予法院对一些涉及公利益、影响较大的，而又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事件，按照已有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公益需求予以审查的权利是对可诉范围扩大的一项有力保障。
（三）改进代表人诉讼制度 与集团诉讼相比较,公益诉讼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保护受害人的私人权益,而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原有的申报加入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已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如采用申报退出的制度就能扩大救济范围,保护公共利益。但也因当注意保护积极参与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的积极性，如给以更多地优惠等，以使其与没有参与诉讼而同样得到保护的人有所区别。借此来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益诉讼事业。因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代表人诉讼制度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1、建立以社团协会等为代表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在构建代表人诉讼制度时，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有相同或相近利益群体的人们自发或受引导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社团协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工会等。在我国这些团体往往与各行政权力机关有着深刻的渊源，一方面他们有维护该团体成员利益的义务，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维护群体利益的能力。如果赋予他们以代表其团体参与诉讼的权利，则可以充分的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使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也可通过这些团体的筛选和前置性工作有效控制“滥诉”和“恶意诉讼”的发生。而且，在相关代表团体的社会法律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后，许多侵害事件可能不需要到法院进行诉讼就能在当事双方得以解决。
2、允许原告提起禁止性诉讼 在代表人诉讼中法院一般不支持禁止性诉讼请求,但在许多的公益诉讼中,原告的目的不仅仅是索赔,而是希望法院禁止侵害者继续侵害行为,保护潜在的受害者。因此,仅仅是解决起诉人的补偿问题并不能起到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只有允许代表诉讼人提起禁止性诉讼才能使不法的侵害行为得到有效的制约，否则只能视为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从而打击代表人的诉讼积极性，使得公益诉讼成为无人原为之事。
3、严格立案审查程序 为维持稳定的诉讼秩序，防止“滥诉”，应当把好公益诉讼立案关，可通过设立审前听证程序，成立相关的审查委员会，负责此类案件的听证审查，对确实损害了公共利益的案件予以受理，对“恶意诉讼”行为则拒绝受理。
（四）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
从世界各国来看，大多数国家都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我国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构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检察院通过提起民事公诉的方式可以弥补公共利益保护方面确实,特别是在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中，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事前防范的功能加强监督，是对国有资产保护中存在的巨大的漏洞的一种紧急补救。
（五）我国目前亟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方面
从我国目前的国情与实践需要考虑，我国亟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方面有：
（1）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案件。
（3）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
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贸委
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规定，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2001年8月3日发布公告立案，决定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进行了调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并于2002年10月22日发布了初裁决定。外经贸部初裁决定存在倾销，国家经贸委初裁决定存在实质损害，而且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由倾销造成。初裁决定后，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现本案调查全部结束，根据本案的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终裁决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
2001年7月23日，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向外经贸部提出了对韩国的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外经贸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国内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同时，外经贸部就申请书中提供的涉及倾销、损害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外经贸部认为申请人提出的初步证据表明，申请人的总产量已占了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全部总产量的大部分，有资格代表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提出申请。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所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的证据。在审查了申请材料之后，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于2001年8月3日正式公告立案，决定开始对原产于韩国进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
（二）倾销及倾销幅度的初步调查
外经贸部确定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00年7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
2001年8月3日，外经贸部约见了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向他们正式递交了立案公告和公开部分的申请书，同时通知了本案申请人。根据公告要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的报名应诉期内，共有9家韩国生产商或贸易商向外经贸部申请参加应诉。2001年9月11日，外经贸部向报名应诉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发放了反倾销调查问卷。在问卷规定的期间内，有的应诉公司向外经贸部书面提出了延期提交答卷的申请，并阐述了延期理由。经审查，外经贸部同意各申请公司的延期要求。在答卷递交截止之日前，外经贸部共收到5家应诉公司的答卷。
外经贸部对上述答卷进行了初步审查，对答卷中某些不清楚及需要解释的部分发放了补充问卷，各有关公司在补充问卷中要求的时间内提交了补充答卷。
在案件调查期间，外经贸部多次会见了应诉公司人员以及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官员，听取了利害关系方对本案调查的陈述和意见，并依法对此给予了充分考虑。
（三）损害及损害程度的初步调查
国家经贸委确定本案的产业损害调查期为1998年1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案件立案后，国家经贸委组成涤纶短纤维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组，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是否造成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的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
2001年7月23日，申请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申请方受到实质损害的报告和相关证据材料。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分别于8月20日和9月6日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韩国政府并代表韩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
2001年9月11日，国家经贸委向中国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和进口商发放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9月13日，向国外有关生产商发放了《国外生产者调查问卷》。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韩国大韩化纤协会及有关企业，通过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出延期提交问卷的申请。国家经贸委依法同意了申请人和被诉方的延期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收回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外生产者调查问卷。
2001年10月和11月，国家经贸委调查组分别对天津石化公司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公司、中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十化纤厂、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实地核查。
2001年12月25日和2002年1月18日，被诉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关于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诉意见和补充陈述。国家经贸委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和评述依法给予了考虑。
（四）初裁决定和公告
2002年10月22日，外经贸部发布了本案调查的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存在倾销。同时，国家经贸委初裁决定存在实质损害，而且调查机关认定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由倾销造成。根据初裁决定结果，外经贸部公告决定，自2002年10月22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开始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时，必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与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倾销幅度相应的现金保证金。
（五）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继续进行调查
1、外经贸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继续进行调查
（1）进一步调查和搜集证据。根据初裁决定公告的要求，各涉案利害关系方在裁定发布之日起20天之内可以就初裁决定向有关调查当局提出书面评论并附相关证据。
外经贸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国内申请人、应诉公司和下有产业等有关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对于所递交的书面评论，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时依法予以了考虑。
（2）实地核查。为核实各应诉公司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外经贸部组成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小组，于2002年8月12日至8月31日赴韩国世韩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三兴、株式会社成林、株式会社HUVIS和大韩化纤株式会社进行了实地核查。其中，世韩株式会社对中国的出口销售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位于香港的关联贸易商进行的，因此核查小组同时也对世韩株式会社位于香港的关联贸易公司进行了核查。
核查中，核查小组首先依照答卷内容核对公司的组织结构、生产情况和销售过程。针对本案涉及的产品型号众多，核查小组了解了各公司产品型号划分的情况，确认了具体划分标准以及该种划分方式与成本的关系，并核实了该种型号划分是否与实际生产销售情况一致。
其后，核查小组从公司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出发，通过调查公司的总帐、分类帐和明细帐记录，对公司所报交易的完整性进行了核查；在完整性核查的基础上，核查小组对公司答卷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核，核实了国内销售价格、出口销售价格和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的价格调整项目等情况，并针对各个公司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内容进行了重点核查；最后，核查小组核实了各公司的制造成本及相关费用情况，通过核对财务报告、存发货单据和用工用料记录，审查了被调查产品各个型号制造成本投入情况，并核对了各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情况和该费用分摊到具体型号产品的过程。为了了解具体生产和产品情况，核查小组还核查了韩国株式会社三兴和株式会社HUVIS的工厂。被核查公司对核查均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充分准备，并对核查工作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公司的财务人员、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了我调查官员的询问，并提供了有关证明材料。
外经贸部对以上核查资料进行了整理、核对。核查后不久外经贸部就公布了初裁决定，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核查资料没有在初裁决定中给予考虑，而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对核查资料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3）终裁决定前的信息披露。本案终裁决定前，外经贸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经贸部《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的规定，向各提交答卷的应诉公司披露并说明了各公司倾销幅度计算时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予各应诉公司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和时间，同时将终裁决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通知了已知的利害关系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外经贸部收到了相关公司的评论意见，在终裁决定中，外经贸部对这些意见和评论依法进行了考虑。
2、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
（1）利害关系方发表书面评论。初裁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国家经贸委收到了韩国有关涉案协会和公司以及部分被调查产品的国内用户对本案初步裁定的书面评论。
（2）进一步调查。
初裁决定公告后，国家经贸委调查组针对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和其他有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取证。
2002年11月22日，韩国汇维仕株式会社及其代理人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并于同日及11月27日、12月12日提交了相关书面材料。11月26日，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韩国政府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
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调查组赴中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2002年12月5日，申请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对应诉方评论意见的抗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12月6日，国家经贸委听取了申请方及有关下游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意见。12月9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相关意见和证据材料。
国家经贸委对申请书及所附证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实地核查和初步裁定后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及所附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依法给予了充分考虑。
二、被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
本案被调查产品是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该产品按照用途可分为棉型、中空、毛型、缝纫型和无纺布型等不同类型，分别用于棉纺原料、填充料、毛纺原料、缝纫线制造和无纺布制造等。
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55032000、55062000。
涤纶短纤维可以用对苯二甲酸（PTA）和乙二醇（EG）经过酯化、缩聚、熔融、纺丝及后加工而成；或者用聚酯切片经过熔融、纺丝及后加工而成。其物理特性为纤维状固体，柔软、富有弹性。棉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生产纯涤纶纱、涤棉混纺纱、纯涤纶织物和涤棉混纺织物；涤纶中空纤维用于生产踏花被、枕头芯和玩具的填充料、人造毛皮；毛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生产仿毛涤纶纱、毛涤混纺纱、纯涤纶织物和毛涤混纺织物；缝纫线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纯涤纶和涤纶混纺缝纫线的制造；无纺布型涤纶短纤维用于无纺布制造。
调查机关在考察了产品的基本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生产技术和产品用途、产品的替代性和相互竞争性等因素后，认定原产于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上述类型的涤纶短纤维与中国国内生产的涤纶短纤维属于同类产品，具有可比性。
本案初裁决定公告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提出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不应包括在被调查产品范围的申请。调查机关征求了申请人的意见，并举行了专家座谈会。经过调查，调查机关认为原产于韩国的进口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无论在物理特征、使用的原材料、生产的工艺流程、产品用途和替代性等方面都与初步裁定公告中描述的被调查产品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调查机关确认，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不属于此次反倾销的被调查产品。
四、倾销和倾销幅度
外经贸部审查了各应诉公司的答卷，对各公司正常价值、出口价格的认定及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世韩株式会社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100多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每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对于少数出口型号，其没有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情形的，该型号的正常价值的采取结构价格方式，具体方法：该型号的成本加上该公司涤纶短纤产品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的净利润率得出该型号的正常价值。对于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没有报告成本的情形，外经贸部采用最相似型号的正常价值来替代。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对于该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部分型号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是低于成本进行的，但这些低于成本销售部分未超过该型号内销数量的20%，外经贸部决定不排除这些销售，以其全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香港的关联公司世韩香港有限公司来进行。对通过世韩香港有限公司转售出口的部分，外经贸部依据世韩香港有限公司转售给独立购买商的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通过对该公司位于香港的关联公司的核查，核查小组发现该关联公司在将世韩株式会社生产的被调查产品向大陆销售时，并没有将所发生的费用完全报告在答卷中。外经贸部依据其他应诉公司在通过贸易公司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时，贸易公司所发生的费用比例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在出口调整中，香港的关联公司在将世韩株式会社生产的被调查产品向大陆销售时，并没有将所发生的费用完全报告在答卷中。为此，外经贸部依据其他信息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调整项目，增加了香港关联贸易公司费用调整，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二）韩国株式会社三兴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该公司对中国出口只有中空一种型号，鉴于反倾销比较是基于相同产品之间的比较，外经贸部只对内销中空型号进行审查。经审查，中空型号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关于成本资料中的“其他费用”（类属财务费用），由于答卷中并没有充分说明其性质，初裁中外经贸部对该项目进行了归零调整。初裁后，该公司对此做法提出了异议，并称该费用与被调查产品直接有关，外经贸部在核查中对此予以了确认，因此在终裁中取消归零做法。
核查中，外经贸部发现该公司在成本核算中，没有将运输费用包括在成本核算中，因此外经贸部在成本中加入了国内运输费用。此外，该公司在成本核算中，将废品和正品的成本采用一致的计价方法，即将废品销售数量与正品销售数量之和来分摊制造成本，外经贸部对该公司此种做法予以了调整。具体做法如下：按照其他公司的废品率划分正品和废品生产数量，按照正品数量计算单位成本，然后折抵了因废品销售产生的收益对单位成本产生的影响。
2）低于成本测试
内销的中空型号有相当数量的国内交易是低于成本销售的，高于20%标准，因此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高于成本销售的国内交易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出口交易进行了审查。在该公司提供的出口资料中，除了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也包括对中国香港的出口，而香港的进口商并没有将进口的被调查产品转口到中国大陆，因此外经贸部将对中国香港出口的交易排除在外。外经贸部依据该公司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交易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在审查出口价格调整项目和国内销售价格调整项目时，外经贸部审查了三兴公司提交的出口销售和韩国国内销售证明资料，发现该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材料，仅仅包括销售数量和金额的证明材料，对于在答卷中所要求的调整项目，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明，或者即使提供了证明文件也与其主张的具体数据存在出入。因此，在初裁中外经贸部没有采信该公司提供的调整主张。核查中，因为该公司在答卷提交截止日后才提交了调整项目证明材料，由于时间上已经严重滞后，很难予以采信，因此本次核查并没有核查调整项目。
因此，终裁中外经贸部只能按照现有最佳信息对其出口价格和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调整到出厂价水平。具体方法是：外经贸部依据其他应诉公司的调整水平对该公司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进行了调整。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中空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并将该型号产品倾销幅度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除了费用调整主张外，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后，外经贸部确认了初裁决定中没有支持的“其他费用”的性质，在成本核算中增加了国内运费因素，并对该公司废品和正品的成本采用一致的计价方法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并结合核查情况计算了该公司的倾销幅度。如上所述，与初裁相比，外经贸部对该公司内销的同类产品的成本重新予以了核算。关于内销和出口的价格调整比例，由于初裁后支持了其他应诉公司的退税主张，致使整体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调整比例下降，因此该公司的调整比例也相应做了相应调整。
（三）株式会社成林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2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每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中，财务费用包括投资有价证券利息、租金收入项目，而投资有价证券利息、租金收入这两个项目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没有必然的经济联系。因此，在计算单位成本时，外经贸部对该两个项目予以剔除。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部分型号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是低于成本进行的，但这些低于成本销售部分未超过该型号内销数量的20%，外经贸部决定不排除这些销售，以其全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经过核查，该公司的2000年度采用的固定退税主张得到支持，而2001年退税主张，由于该公司并没有按照实际采用的退税情况报告，因此不予支持。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2000年的退税主张，而对2001年的退税主张不予支持。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2000年的出口退税调整项目。
（四）株式会社HUVIS
1、正常价值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近200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大多数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对于少数出口型号，其没有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情形或者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内销数量少于5%的，该型号的正常价值的采取结构价格方式，具体方法：该型号的成本加上该公司涤纶短纤产品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的净利润率得出该型号的正常价值。对于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没有报告成本的情形，外经贸部采用最相似型号的正常价值来替代。
（2）关于关联公司交易
调查期内，该公司有部分同类产品是销售给韩国国内关联企业的，外经贸部认定该关联销售的交易价格与非关联销售的交易价格差异较大，属于非正常过程的贸易，因此决定将该关联交易排除在正常价值确定范围之外。
（3）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对于该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2）低于成本测试
对于内销数量符合5％要求且报告了相关成本的内销型号，外经贸部进行了低于成本测试。调查期内，该公司用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与出口型号产品相对应的各种型号的同类产品中，有多种型号产品的销售存在低于成本销售情形。对于低于成本销售数量超过该型号韩国国内销售量的20%的型号，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内销中高于成本销售的韩国国内交易的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核查中，外经贸部发现在国内运费调整项目中，该公司只报了蔚山工厂的运费费率，而没有报泉州工厂的运费情况，因此答卷中报告的运费情况与实际存在出入。鉴于该公司没有据实报告有关情况，对于国内运费调整，外经贸部采用该公司所报的最高单位运费来对该公司整体国内运费予以调整。对于其他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但对于内销运费，鉴于该公司没有据实报告有关情况，因此外经贸部根据现有最佳信息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关于成本和正常价值认定上，同意该公司提出的取消采用函数方法寻找近似值做法。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项目，内销调整中对国内运费予以了调整，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五）大韩化纤株式会社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六种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而且每一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的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关于关联公司交易
该公司有两种内销型号存在关联销售，鉴于关联交易价格和非关联交易价格差异不大，且该公司没有称关联交易存在特殊价格安排，因此外经贸部将该关联交易包括在正常价值确定范围之内。
（3）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报告的成本数据进行了审查，作出如下认定：
调查期内，该公司生产被调查产品所用的纯对苯二酸采购自其关联公司Taekwang IND. CO., LTD.。外经贸部向该公司发放了补充答卷，要求提供该原材料的生产成本或该关联公司向其它非关联公司的销售价格。该公司以相关资料为公司机密的原因未向外经贸部提供。外经贸部采用该公司各型号产品单月最高成本作为该公司相应型号产品的年成本，进行低于成本测试和结构价格。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用于国内销售的与出口型号相对应的六种型号中，只有一种型号存在高于成本销售的情况，其它五种型号全部是低于成本销售，外经贸部对该五种型号采用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具体方法是成本加上应诉企业的通常利润水平计算得出。另外一种型号有相当数量的国内交易是低于成本销售的，高于20%标准，因此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高于成本销售的国内交易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确定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之处，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关于该公司从关联公司采购原材料的问题，由于该公司没有按照要求提交补充答卷，外经贸部仍然维持初裁决定的意见。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的基础上，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项目，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对于韩国其他没有应诉公司的倾销幅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1条的规定，外经贸部决定根据现有材料作出裁定。
经过计算，各公司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1、世韩株式会社：2%
（SAEHAN INDUSTRIES INC）
2、韩国株式会社三兴：5%
（SAMHEUNG Co., Ltd.）
3、株式会社成林：2%
（SUNGLIM Co., Ltd.）
4、株式会社HUVIS：3%
（HUVIS CORPORATION.）
5、大韩化纤株式会社：33%
（DAEHAN SYNTHETIC FIBER CO.LTD）
6、其他韩国公司：48%
五、国内产业的损害及损害程度
国家经贸委对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提供的18户国内涤纶短纤维代表企业的相关数据和指标进行了调查和综合评估。并据此对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所受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认定。现有证据表明：
（一）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情况。
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1999和2000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6.13%和15.70%，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增长16.86%。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较大。
（二）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情况。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呈上升趋势。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涤纶短纤维数量分别为32.71万吨、33.59万吨、37.65万吨、16.89万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69%、12.09%和1.26%。
2.被调查产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较大，并呈上升趋势。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数量分别占同期中国进口涤纶短纤维总量的62.53%、63.90%、60.78%、63.99%，并呈上升趋势。
（三）被调查产品价格情况。
1.被调查产品价格由升转降，维持在较低水平。国家经贸委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加权平均计算，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出口到中国的涤纶短纤维平均价格每吨为782.66美元、741.28美元、848.60美元和791.29美元；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5.29%、上升14.48%和下降6.60％。2001年1月至6月，价格逐月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上维持在较低水平。
2.被调查产品价格的下降大幅度抑制了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上升，并导致价格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16.05％、10.49％和下降10.63%。
（四）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
国家经贸委调查发现，调查期内，韩国大量低价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导致：
1.中国国内产业销售量增长趋缓并转为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销售量比上年分别增长14.18%和10.37%。2001年上半年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8％,转为下降趋势。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销售量比同期国内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分别低11.95、5.33和18.24个百分点。
2.中国国内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上升32.50％和21.95％，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下降11.86%，呈现下降趋势。
3.中国国内产业税前利润大幅度下降。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1999年比1998年转亏为盈，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5.32％。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下降80.79%。
4.中国国内产业生产增长受到压制。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产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7.78%、12.50%和3.84％，比同期国内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分别低8.35、3.20和13.02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低幅增长，并出现萎缩。
5.中国国内产业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调查期内，在中国国内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却呈下降趋势。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80、2.12、7.18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1998年下降了11.85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下降较大。
6.中国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呈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1.17％、16.89％。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仅增长7.60％。
7.中国国内产业投资收益增长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7.38%、1.84％和下降5.78％。
8.中国国内产业开工率增幅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开工率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07、0.93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开工率比上年同期下降5.05个百分点。
9.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波动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比上年分别上升16.05％和10.49％。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下降10.63%。
10.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较大。在本案的反倾销调查初裁决定中，调查机关对韩国各公司确定的倾销幅度为4％至48％不等。由于大幅度的倾销，给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11.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库存大幅增加。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库存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8.91%、45.03%和69.50％，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正常经营。
12.中国国内产业失业人数增加。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从业人员的失业率分别为6.99%、13.27％、13.35％和13.71％，1999年和2000年分别比上年增加6.28个百分点和0.08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增加1.12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1998年失业率增长6.72个百分点，呈现增长趋势。
13.中国国内产业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受到抑制。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人均工资比上年分别上升3.99％和4.41％。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上升4.54％，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受到抑制。
（五）被调查产品出口国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
国家经贸委了解到，韩国是全球重要的聚酯及其纤维生产国。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展化纤工业，其后逐渐向出口创汇转变，并随着纺织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创汇工业而迅速发展壮大。80年代，韩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随着化纤原料工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化纤工业的发展。到1990年，化纤产量达到129.3万吨，1995年达到186.3万吨，1996年进一步增至203万吨，1997年达到237万吨，占世界化纤产量的10.0%。1997年韩国聚酯纤维产量达204.6万吨，占韩国化纤总产量的86.3%，占世界聚酯纤维总产量的13.3%，居世界第3位，1999年韩国涤纶短纤维的产量约75万吨，居世界第4位。
国家经贸委认为，韩国具有较大的涤纶短纤维生产能力，而其国内需求数量又很小。中国是韩国的近邻，对涤纶短纤维的需求量很大。因此，韩国涤纶短纤维具有向中国市场进一步低价出口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国家经贸委认定：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产品出口到中国，对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
（六）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
国家经贸委对可能使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损害的其他因素进行了调查。现有证据表明，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损害并非由以下因素造成：
1.国内需求状况。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尤其是化工和纺织等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对涤纶短纤维的表观消费量迅速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对同类产品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调查期内国内需求状况并未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国内消费模式。截至目前，涤纶短纤维没有其他可替代产品，没有发现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出现导致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市场萎缩的事实。
3.国内产业管理状况。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经营管理状况良好，各项企业管理制度严格，没有发现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产业遭受实质损害的情况。
4.其他国家（地区）进口产品情况。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数量占同期涤纶短纤维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62.53%、63.90%、60.78%、63.99%。数据表明，自韩国进口的涤纶短纤维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大部分，而其他国家（地区）合计进口量远不及韩国的进口量。
5.国内外竞争状况。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产品与进口产品在性能、质量和技术水平上相似。国内外的正当竞争没有导致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遭受严重损害。
6.贸易限制因素。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没有遭到限制贸易的做法，没有遇到国家出台限制该产业同类产品贸易行为的有关政策，因此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7.不可抗力因素。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未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生产设备运行状况正常，生产经营平稳。
六、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1.直接原因分析。经对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直接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现有证据表明，调查期内，来自韩国的涤纶短纤维进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占中国进口总量比重的绝大部分；其进口价格由升转降，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由于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之间质量相当，竞争程度趋同，其出口价格直接对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使得销售收入不能与产量同步增长，税前利润大幅度下降，致使中国国内产业经营状况恶化，遭受实质损害。
2.其他因素分析。对可能使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损害的其他因素已经进行的最终调查及相关证据表明，自韩国进口的涤纶短纤维是国内产业所受实质损害的重要原因和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韩国向中国大量低价出口涤纶短纤维是造成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实质损害的直接原因，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七、终裁决定
根据以上调查，外经贸部终裁决定：在本案的调查期内，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存在倾销；国家经贸委终裁决定：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对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并且，调查机关最终认定韩国向中国倾销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ＯＯ三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