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者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立法工作要求
马实行
在谈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时，最艰苦的工作不在于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的本质，如何坚定对其进行专门立法的信念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进行统筹安排的具体工作。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报酬却是异常丰厚的，因为他能有效的提高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最大限度的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和投资者的投资环境，免除国家危亡的祸患，使现代中国经济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向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明天。
关于劳动体制，笔者认为，那是一种有劳动能力的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上，只存在两种劳动体制：
即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中，由参与劳动组织的所有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劳动成果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专业分工劳动和集体共同劳动有机结合的一种劳动体制。在人类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存在这种劳动体制的历史。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中，由私人独自占有和支配劳动成果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包括已成为历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风靡全球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普遍存在这种劳动体制。
我国现代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面对我国正在发展壮大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是否有必要进行改革，并且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呢？笔者认为，这是一项极为必要，而且是相当紧迫的工作。
关于劳动体制改革的课题，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研究课题。可以肯定的说，人类社会劳动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与劳动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发展史。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有必要担负起不断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根本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化对剥削雇佣劳动发展史的认识，结合现行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制度的法律原则，为人们增加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意识准备思想条件。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发展初期，孔孟儒学就从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的角度提出了“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和能够与当时劳动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些进步思想，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极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将此进步思想与当时实际的劳动体制改革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史。在当代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将儒学民本主义思想与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机结合，创立了所谓“儒学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特殊的雇佣劳动体制，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阶级矛盾，对劳动者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形成了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成为支撑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精神动力之一。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发展史可以看出，不断的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已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促使劳动者提高历史地位的措施，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如脑力劳动者社会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支持剥削阶级主张的劳动者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支持反剥削阶级主张的劳动者。不仅如此，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劳动者始终处于隶属于剥削阶级的奴隶地位，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始终隶属于资本家的奴隶地位，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现代中国，从建国初期起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奉行将劳动者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与当时劳动体制想结合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不仅如此，自五四年宪法至现行宪法止，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法律规定。所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断将劳动者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与当代中国的劳动体制改革相结合，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活的灵魂。我国建国初期的劳动体制，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也由于它没有主动吸纳，消化和结合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实践，没有在共产共有劳动体制的运动变化中形成规模，所以没有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生产优势，与成熟的包容先进科技成果能力较强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相比，并没有最终获胜。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历史地位，坚持彻底摆脱劳动者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的历史进步思想的社会统治地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性的改革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导下，中国的农村和城镇进行了广泛的劳动体制改革。在近二十几年的劳动体制改革中，成就最大的是那些最能坚持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机结合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从公共财产积累数亿元以上的京郊韩村河集团，山东的南山集团，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可以看到当代集体经济模式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发展的共同特征：他们都能够将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革命斗争目标与合理的经济产业链和专业分工有机结合，使全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吸纳，消化和结合先进科技成果的能力，同时增加了集体经济闯市场，抢信息的发展本领。这些村率先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改革预期目标，在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之，那些不注重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与普遍调动劳动群众劳动积极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农村集体出现了集体经济衰退，在城镇表现为城镇企业破产，在大型国有企业表现为企业领导阶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企业经济运行举步维艰，甚至宣告破产。当代中国现存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包括个体工商户，私人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国内国际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恢复了他们吸纳资本和先进科技成果的生产优势，再加上其独特的占有和抢占市场的本领，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然而，同国外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一样，这是一 种能将劳动者沦为雇用奴隶的劳动体制，是与“消灭剥削制度”的宪法原则相违背的制度，是与不断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的历史潮流逆向发展的的劳动体制。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安全课题，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政党及其领导人异常关注的课题。其中可以肯定的结论是：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能够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市场安全提供重要保障。这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第二个原因。首先，提高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可以使他们为保证国家和社会安全，出生入死，无怨无悔。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美援朝战争都是新生劳动人民政权面对反动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一场激烈战斗，为什么新生政权能够获胜？是新生政权中做了国家主人的劳动群众为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他们是斗争中的最伟大力量。他们戎装上阵，舍家为国，奋勇杀敌，死而无憾。因为他们所爱的亲人，朋友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奴隶。他们为国捐躯，无后顾之忧，能为国捐躯，他们无比自豪。不难设想，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处于国家和社会中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他们还有这么强大的精神支柱吗？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和平建设时期。国内正在发展壮大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正像国外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一样，将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无法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
也正是由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的发展，使全社会的劳动群众正越来越明显的忍受当代中国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第一座大山就是贯通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从改革开放之初至现在止，所有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腐败分子，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济活动中收受贿赂，私设小金库的党委书记，公司老板和各级领导干部累计在案的，共贪污了多大的资产额，在今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他们还准备贪污多大的资产额，没有人去统计和估计这件事情，但可以肯定的说，其中仅能暴光部分的资产总额足以使全中国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下的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足以使已经破产和准备破产的企业职工生活得到终生福利保障，甚至可以获得相当好的就业机会和免费教育培训的机会。这种官僚主义的存在性，在国有企业的日常劳动生产中表现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笔者在首钢工作生活了四年，对此深有体会。在笔者所在的建设公司，许多在一线的职工都有这样的体会：能无原则的维护班长，队长和经理的利益的职工，必然在职工工资晋级，月奖和年终奖和其他生活福利待遇上，优先得到照顾。这也许是管志诚，周北方等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僚资本主义在国家机关表现为贪赃枉法，官官相护。据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东北地区某贫困县检察院靠各种罚款建起一座世纪大厦-县检察院办公楼；据有关资料显示，某地方国家机关，从省委书记到市级各机关领导干部一百多人因涉嫌重大贪污案而锒铛入狱。这些重大经济案件的恶劣程度无不表明这样一些事实；某些国家机关集体作案且官官相护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许多地方国家机关中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第二座大山是地痞黑帮主义势力。当代中国的地痞流氓，已非昨日街头混混可比。他们的邪恶势力正借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迅猛发展的冷风与某些政府机关和某些经济实体勾结在一起，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正进行异常活跃的犯罪活动：走私贩私业，卖淫嫖娼业，诈骗勒索业，贩卖人口业和假货制造业的超常发展，是他们最大的杰作，国家资源非法开采业，雇佣杀手业等隐蔽作案行业也正蓄势待发。
这些犯罪活动，对普通劳动群众和国家安全已构成一定威胁在2001年2月底的中央新闻联播报道中，人们可以明确得知：厦门重大走私案的首犯赖昌兴，造成国家数十亿元人民币的重大损失。另据中央经济半小时栏目报道，甘肃兰州市有一大型犯罪团伙，以私营证券公司的名义，诈骗股东投资额达数亿元人民币，受害群众上万人。受害群众为此求助于当地政府，从1998年-2001年四年时间，所谓私营证券公司诈骗活动从未停止，而此案也正是近四，五年后仍悬而未解的疑难大案。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黑恶主义势力迅猛发展的势头。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第三座大山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当严格区分三种人：即复辟资本主义者，资本主义投机分子和专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投资者。前两者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以实现中产阶层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为政治理想，他们在政治上勾结官僚腐败分子，地痞黑帮主义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频频设置投资陷阱（以投资或接受投资为名，
行金融经济犯罪为实）和劳务陷阱（以劳动服务中介和招工安排就业为名，行骗取有关劳动群众劳动成果为实。）他们活动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以合法政府的名义为其保驾护航，最终把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推上统治地位，把所有的劳动群众都沦为劳动过程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奴隶，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上三种邪恶势力的存在和发展趋势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已不是国家机关和劳动群众是否有能力制止邪恶势力发展的问题，而是二者能否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邪恶势力，抑制邪恶势力存在的土壤-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迅猛发展的趋势的问题。
另外，提高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可以为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对于当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可以按四个生产环节划分为四类市场：即以劳动者群体为活动主体的生产劳动市场，消费市场和以投资者群体为活动主体的资本交换市场和资本分配市场，前两类市场是后两类市场的经济运行的群众基础，后两类市场是促使前两类市场实现原始积累的物质基础。显而易见，提高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可以明显推动生产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发展，进而可以活跃投资者为主体的资本交换市场和分配市场，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为此，国家机关的领导者必须团结广大劳动群众，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使每一个劳动群众都能最终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向前发展。同时，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与当代社会的重要维权组织密切配合，共同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
现行《劳动法》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部重要的法律，积极的贯彻和监督《劳动法》的实施，也是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从现阶段看，现行《劳动法》的法律实效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不论是劳动者，投资者或劳务承包商实际的遵守，执行和运用《劳动法》解决劳务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屈指可数。据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关于《劳动法》实施情况的调查数字显示，希望利用《劳动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解决劳务纠纷的劳动者不到调查人数总量的1%，而这1%的劳动者运用《劳动法》真能打赢官司的究竟有多少？因打劳务官司被辞退，被威胁甚至被暗算的劳动者又有多少？上述情况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或许在某些地区还相当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劳动者相对于用工单位处于极其贫弱的不平等状态，在上述三座大山邪恶势力的重压下，为生活所困的劳动群众在当代中国社会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老板或劳务承包商们打官司，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他们的生活和职业能有保障吗？而那些鄙视劳动群众的老板或劳务承包商可以为了高额的利润和利益，去“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势力同一名落魄的劳动者周旋。而国家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一般实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很少有主管劳务的公务员主动用《劳动法》惩治违法的劳务承包商，维护劳动者基本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私企老板们在《劳动法》的掩护下，多方设置陷阱，骗取和讹诈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笔者曾了解到同村的一名司机为老板打工一年，分文未得的事例。另据朋友透露，有些民工为劳务承包商打工数载，最后竟未收获一分报酬。当代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正在设置劳务陷阱，又有多少人正在求职或就职的劳动者还在上当受骗，而又因生活贫困无法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这恐怕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劳务市场的一种个别现象，稍做一翻调查，便可发现当代中国奴隶生活的一般场景。（如在京郊城镇建设工地，劳务承包商所雇佣民工的生活场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也就是改革当代中国包工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宗旨在于治富济贫，把极少数为富不仁的官僚腐败分子，资本主义投机者，复辟资本主义者和黑帮主义分子（含当代恐怖主义势力）非法敛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返还与之相关的贫苦劳动者和热衷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投资者。循序渐进的制约和削弱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当代中国包工制），普遍推广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充分调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笔者认为，如果能制定好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根本的生存利益的，也是与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宪法原则的立法宗旨完全一致的，也是会得到所有劳动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
现政权存在价值课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领导人最为关注的课题，每个执政党都希望自己执政期间取得最高的历史评价。笔者认为，关于这个课题中最为肯定的一条是：最能切实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政权，一定会是受到后人历史评价最高的政权，也是劳动群众认为最有存在价值的进步政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是否有必要担负起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重任？是否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政坛得逞？这是当代国家机关领导者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第三个原因。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是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官僚资本主义者和地痞黑帮主义者及与复辟资本主义者组成的政治联盟。如以宣扬法轮功起家的李洪志，在国内宣扬法轮功邪教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邪教组织网；在国外与反华势力相勾结，企图对当代中国政坛构成威胁，进而形成一种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厦门华远公司的赖昌兴勾结中央官僚势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偷漏数十亿国税的经济大案。这足以引起当代中国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高度重视：在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会不会出现如李洪志，赖昌兴这样大的邪恶势力？可以预计，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邪恶势力之一，只要有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他们同样可以形成对中国政坛构成威胁的第二个李宏志，赖昌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足以引起中国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曾明确指出：两种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
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资本主义路线一旦取代了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资产阶级就要成为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就会重新沦为剥削阶级的奴隶。邓小平同志也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同样对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的迅速发展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使之放任自流，对当代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积累了极为不利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它使越来越多的已经和正在沦为社会奴隶的劳动群众丧失了“共产，共有，共享”的劳动生产环境和社会主义理想，对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采取冷漠态度或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当代中国执政党能否担负起彻底解放中国劳动者的重任，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当代的中国执政党能否领导中国劳动人民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劳动成为群众生活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才是当代中国社会极为必要和极为紧迫的大事。只有通过上述行动，才能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彰显共产党人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政坛得逞的重大决心，教育并团结所有的共产党员，使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觉悟，并进一步促使其更加密切的联络和团结广大劳动群众深入揭批非法劳务承包商设置的劳务陷阱和投资陷阱，揭发和阻止（恐怖主义者）地痞黑帮主义者和复辟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并不断的缩小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至使这些邪恶势力在当代中国无容身之地，这对于全社会劳动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全民族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和重新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社会威信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用这种法律措施来防止当代中国邪恶势力的猖獗的社会活动对于当代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与当代中国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原则立场，提高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也是极为有益的。
综上所述,对正在发展壮大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进行改革，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同时在司法，执法和守法上以切实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为工作核心进行统筹安排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极为迫切和极为必要的大事。那么，如何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并专门对其开展系统的法律工作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宪法原则，为适应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以提高所有劳动群众和共产共有劳动体制的社会历史地位为工作重心，以铲除所有邪恶势力为新时期社会斗争目标，按保护劳动群众平等劳动权利和反剥削，反压迫为系统法律工作原则制定《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渐进共产共有劳动体制改革法》，制定此法应以“治富济贫”为立法宗旨，一方面实行劳动群众参与立法实践，由国家公务员团结和联络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要联络那些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争取他们支持这一能够切实提高劳动者社会历史地位的系统的法律工作要想办法让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私有化集体企业和.
国有企业承包商担负起社会责任和劳动责任，在正确执行和落实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有关劳动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承担劳动者劳动就业和失业责任及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规定，另一方面，对劳动群众或投资者检举揭发的官僚腐败案，投机诈骗案和设置劳务陷阱，投资陷阱案，一查到底，实行谁揭发谁优先受益，其余归入劳动保障体系的社会机制。对中国境内的私企老板和国企承包商们阶段性区域化实行现场劳动教育制度：由当地国家机关特派代表定期组织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经营管理者）进行现场劳动教育，教会他们尊重劳动生产，尊重在劳动生产中苦难深重的劳动群众的每一分劳动成果，让他们在深切的体验体力劳动的苦难和脑力，体力劳动有机结合的劳动乐趣之余逐渐转化为尊重劳动成果，热爱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雇工，投资者和国家公务员之间普遍建立保持联络的联网制度，尤其对在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社会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应特别设立专门的行政奖励制度，而对那些邪恶势力的首要人物更要依照事实让其承担更多的劳动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如到最艰苦的农村边远地区参加农村经济建设，并接受劳动群众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二建立《流动劳动群体就业保障法》，如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优先录用贫困地区的高技能人才和各种专业承包队伍，而对某些因人口盲目流动而造成犯罪率较高的省市区县进一步提高其准入的门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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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确保高素质劳动群体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防止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的流窜作案，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发展扩大的趋势。对高素质劳群动体实行劳动保障备案制度，由政府方面督促其劳动报酬按时按月准时发放，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劳动群体采取政府赋予社会荣誉和行政奖励，并根据具体情况纳入当地政府建立的高素质劳动群体就业保障体系。可以办法逐渐将劳动群体的无序流动转化为有序的合理流动。
三结合科教兴国战略和其他有关科技的法律法规，制定《民营科技企业振兴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有劳动者和投资者双重身份的重要科技人员的社会历史地位，进一步激发他们劳动（包括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和投资的热情，建立科技可信度评估制度，在推广科
技成果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提高他们的科技信誉；设投资保护制度，使他们可以更方便的利用投资手段更充分的推广科技成果，上面可得到有关领导干部的支持，在下面可以得到广大劳动群众和其他众多投资者的拥护和热情帮助。
四为维护民族先进企业和行业在全球市场的的先导地位，防止国宝外流，进一步维护国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民族工商业振兴法》，如对中医药产业和博物文明产业设立振兴制度，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以上是笔者对当代中国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关的社会问题所做的一些思考，其中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对上述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投资者，劳动者以及国家公务员给予批评指正。
劳动群众互助协作委员会
劳动群众互助协作委员会简介
主要活动宗旨：传递爱心，将心比心
主要业务：创建爱心捐赠连锁超市，免费职业介绍，
劳动维权，学习交流，当代中国道法情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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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财政监督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号
《四川省财政监督条例》（NO：SC122541）已由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5月30日
四川省财政监督条例
（2013年5月30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财政监督工作，加强财政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维护财经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四川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相关人员（以下统称监督对象）涉及财政、财务和会计等事项实施的监督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财政监督工作，建立健全财政监督工作机制，落实监督检查人员，保障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经费，督促财政部门依法履行财政监督职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监督工作。按照财政管理体制、财务隶属关系对财政、财务事项实施监督，按照行政区域对会计事项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导并督促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其承担乡镇财政管理职责的机构加强财政资金监督。
第五条 财政监督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相结合，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相结合，建立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和财政监督专项工作情况，并接受其监督。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利用财政、税务、会计管理信息平台，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实施财政监督，提高财政监督效率。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应当加强与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协作。财政部门履行监督职责，可以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协助。
第九条 监督对象应当加强本单位制度建设，严格财务管理，真实编制会计资料，支持、配合财政部门依法履行财政监督职责。
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协助财政部门依法履行财政监督职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并负有为检举单位和个人保密的义务。
第二章 监督范围和权限
第十条 财政监督职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财政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共同履行，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规范程序、统一行政处罚。
上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财政部门财政监督工作的指导。
对财政监督的重大事项，上级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实施财政监督。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对下列事项实施财政监督：
（一）财税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障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情况；
（三）部门和单位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情况；（四）财政收入的征收、票据管理情况和收纳、划分、留解和退付情况；
（五）财政资金的申请、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和绩效情况；
（六）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和处置情况；
（七）政府性债务规模及举借、使用、偿还情况；（八）政府采购活动；（九）住房公积金的归集、提取和使用情况；
（十）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和会计信息质量情况；（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设立及执业情况实施监督。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绩效监督，建立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绩效监督内容包括: （一）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时效性；（二）财政政策执行情况，使用财政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安全性；（三）绩效评价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调取、查阅、复制监督对象与财政、财务和会计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电子数据；
（二）核查监督对象的现金、有价证券、实物等资产，核实生产经营、业务活动和会计核算等情况；
（三）向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四）向与监督对象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查询有关情况，向金融机构查询被监督单位的存款情况；（五）对可能灭失、毁损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有关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发现有违法行为涉及财政资金的，应当责令停止。拒不执行的，可以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已经拨付的，责令其暂停使用或者予以追回；逾期不缴回或者无法缴回的，可以扣减与财政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财政拨款。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实施监督过程中，发现监督对象制定或者执行的规定与国家相关规定相抵触的，可以根据职权予以纠正或者建议有权机关予以纠正。
第三章 监督方式和程序
第十五条 财政监督工作可以单独或者综合运用审核、监控、审查、检查、评价等方法。
第十六条 财政监督工作可以采取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日常监督应当结合履行财政、财务、会计等管理职责，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
专项监督应当制定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按照计划组织实施；或者根据财政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举报情况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开展财政监督检查应当组成检查组，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工作。
开展财政监督检查时，监督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监督对象出示有效行政执法证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工作。
第十八条 监督人员与监督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监督对象有权申请有利害关系的监督人员回避。监督人员的回避，由财政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九条 监督人员应当具备与财政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在实施监督时，应当秉公执法，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得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将监督检查中取得的资料用于与监督检查无关的事项。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三个工作日前，应当向监督对象送达监督检查通知书；提前送达通知书对监督检查工作有不利影响的，经同级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送达时间可以不受三日的限制。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时，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予以记录和摘录，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底稿并由监督对象签字或者盖章。提供者或者监督对象拒绝或者因特殊原因未签字或者盖章的，监督人员应当注明原因。
第二十二条 监督对象应当积极配合财政部门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 （一）签收监督检查通知书、征求意见函、监督检查结论、处理处罚决定等监督检查文书；
（二）真实、完整、及时提供与监督检查有关的资料及电子数据；（三）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回答检查人员的询问；（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督对象有权拒绝监督检查: （一）未按照规定下达监督检查通知书的；（二）检查人员不足两人的；（三）未出示有效行政执法证件的；（四）超越监督检查职权的；（五）违反监督检查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形成监督检查结论前，应当就监督检查的基本情况、监督对象存在的问题等事项书面征求监督对象的意见；监督对象应当自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送达财政部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后，根据检查组提交的监督检查报告作出监督检查结论。对有财政违法行为的，依法作出处理、处罚决定。依法应当由其他有关机关处理的，移送有关机关。受移送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并将受理情况书面告知移送机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
监督对象对财政部门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依法听证。财政部门对监督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对监督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符合听证条件的，财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应当送达监督对象。监督对象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处理、处罚决定。财政部门应当依法跟踪监督对象履行处理、处罚决定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制度，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管理、完善资金分配政策的依据。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已经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本部门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避免重复检查。
第二十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反财政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财政部门报告。特别重大的，本级人民政府应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财政监督的情况，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监督对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处以两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拒绝、拖延提供情况和资料的；（二）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的；（三）妨碍、阻挠监督检查的；（四）拒绝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财政监督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并可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一）未按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二）超越监督检查职权或者违规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三）对发现的财政、财务和会计违法行为不及时采取监督措施的；
（四）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或者将监督检查中取得的资料用于与监督检查无关的事项的；
（五）其他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财政部门及其财政监督人员因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单位和相关人员对处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公务员对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