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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

审判权公正行使所面向的对象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构成要素，作为两性之一，女性与男性有着共同点，但更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经历、社会差异、生理差别等，因而，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然而，笔者却发现，现有的审判权行使中并没有特别关注性别因素，就审判权公正行使与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很少，几乎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以女性主义这一新的视角对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创新意义。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女性与审判权公正行使之间的关系做了客观分析，并对如何充分发挥女性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作用进行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及其对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同时综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如何更好地将女性因素纳入审判权公正行使中进行考量、融入、重构进行了分析，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充分发挥女性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思考。由于历史、生理等因素的影响，男女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造成了今日男女间仍无法磨平的差距，且其影响由于惯性思维的作用至今仍然存在。要达成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需要我们在对历史、现实进行全面了解、审视的基础上对于性别因素进行合理的解构，使二者达到无等级、平等的状态，如此，方能真正实现不需要考量差异地公正行使审判权，也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达成党的十八大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



以下正文：

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


前言

自由、公正、平等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与追求，在这一追求道路上，人类在历经了长久的原始暴力特别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后，找到了更有效、更平和而文明的实现途径——法治。法治社会的建立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无论是立法、守法抑或是执法过程，无论是国内法抑或国际法，均由人们的主观因素所调控甚至支配，因而在法律的框架及法院的作用下，即使能做到相对的公平正义，却无法不因该法律、司法制度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社会环境而带上阶级、种族、民族甚至性别色彩，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一特定群体利益超过其他群体。而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所要追求的公平、正义效果，就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好各方势力尤其是各种弱势群体的作用，确保审判权的公正行使。

就中国现阶段国情及未来国家制度规划而言，其法治建设中对于性别关注及保护等方面缺失的不足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因为公正行使审判权应该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作为社会角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女性在审判权行使中的平等地位也必然包含其中，否则公正行使审判权便失去了其题中应有之意，也就不成其为公正行使审判权了。之所以强调公正审判权行使中的女性问题研究，是因为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其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对于现代中国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女性不如男性的惯性思维经过两千多年的思想建构已经深植中国民众意识。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历史建构所形成的的惯性思维是如此的顽固而潜移默化，乃至于现今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预先有所醒悟的人们对此作出的一定的修正都遇到了阻碍。部分人尤其是男性认为，既然要呼吁男女平等，便不应该又给女性如此多的优待与保护。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男女本就站在不一样的起跑线上，女性较于男性的历史地位已然落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间隔，加上固有的生理差异，若仍不对女性做出一定的保护，如何实现平等？要充分实现男女地位平等，司法的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最有力、最有效的捷径。现阶段，中国法律对于女性保护已经开始给予关注，学界也有一定的研究，相对的，作为法治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审判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研究与关注、保护度却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为此，本文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于女性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的作用进行一定的研究，希望能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提供一定的助益。

一、女性主义及其对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

由于工业革命始于西方，所以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开端也产生于西方。无论是工业革命前的西方还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都处于依附的地位，其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受到严重的压抑，毫无自由与公平正义可言。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两性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变革。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与公正使用审判权研究二者之间具有极大相关性。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

“社会性别”一词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最早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女性解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性别)是相对的。Sex 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1]“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极大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初步发展，二战后，女性主义运动随之得到蓬勃发展。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罗伯特·基欧汉将女性主义分为女性经验主义、女性观点派、女性后现代主义三大分支，这三大分支分别从性别的国际关系引入、女性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多元视角等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女性主义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的一部份，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中起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西方女性主义认为，首先，性别应该被看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变量。[2]虽然女性并没有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视甚至并未给予考虑，然而，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存在性却不容否认，作为两性关系中的另一个变量，性别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否则其客观、科学、全面性必然受到质疑。

其次，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构成性因素。[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深受西方传统法律哲学的二元论特点的影响，将女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二元论主要表现在文化与自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中便首次出现了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文化必然超越、统治自然。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了“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的论断,并认为,那些身体上与智力上的强者应该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其他人。[4]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政治学》中认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等之间是对应的，女性由于缺乏理性特征，因此应为男性所统治。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女性、奴隶与儿童的统治是不一样的:“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是一种类型；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另一种类型；奴隶根本没有审辨的能力；女性具有，但无权威,儿童具有,但不成熟”。[5]公私领域的划分则存在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公共范畴通常指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私人范畴则指家庭及家庭生活。法律和社会传统上给予公共领域较私人范畴更重要的地位,同时,前者往往被视为是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后者则被视为是最适合于女性的范畴。[6]女性主义认为，二元论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排除妇女和女性特征的性别偏见，如果要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充实并接近真实，就必须打破这种二元论。

第三，性别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改造因素。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对世界政治知识进行重新理解和解构，而且还在于要对这一新知识进行改造，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7]

（二）女性主义对研究我国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我挥动手臂的自由止于另一个人的鼻子前。”[8]每个人都是单个的人，但又是社会中的人，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则必须将每个人的自由限于他人的自由前。对于自由的限制，人类用自身的惨痛经历证明，法律无疑是最有效、和谐的方式。法律不仅解决冲突而且保证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义务与责任，但是，正如本文前文所述，法律是人类的主观思维产物，必然因为所处历史、现实等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颇，要真正实现法律最佳的社会效果，就必须充分保障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合理解决冲突，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达到社会和谐。而要确保审判权公正行使，就必须充分发挥各方面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监督力量，切实重视少数、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女性作为社会两性中的弱者，其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的作用无疑应该得到关注。然而，在国内外繁多的理论研究与分析中，基于女性主义视角考虑、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文章却少之又少，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来对我国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进行一次创新性分析与尝试。

从上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女性的长期忽视、歧视在法律体系中同样存在，女性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主义致力于打破这一状况，不但要国际关系理论将性别纳入理论变量进行考量，而且要从女性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并在长期的发展中获得了一定成就，在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女性要打破自身在法律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自由，就必须做出同样的思考与斗争，让审判权的行使充分考虑女性这一变量，并将女性变量逐步融入，实现新的平衡，达到真正的公平。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分析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公民对于司法的认识度、依赖度日益提升，对于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期望值与要求也随之提高。作为实现、维护、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权能否公正行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女性变量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单位或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承担的批复

1987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陕高法研〔1987〕29号请示收悉。关于行政单位或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承担的问题，经研究，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即：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6〕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及其干部开办的企业停办以后，应由直接批准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清理。由于违法经营导致亏损倒闭、资不抵债，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要由直接批准的业务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国务院国发〔1985〕102号文件《关于要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各类公司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中规定：“呈报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成立公司进行认真审核，因审核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因此，行政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及其所属序列的事业单位及其干部）开办的企业、公司停办后，凡符合上述两个文件规定的应由直接批准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清理，企业、公司所负债务先由企业、公司的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直接批准开办企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或由开办公司的呈报单位负责清偿。
（二）企业单位开办的分支企业倒闭后，如果该分支企业实际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所负债务应由分支企业自己负责清偿；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应由开办该分支企业的单位负连带责任。如果企业开办的分支机构是公司，不论是否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可以根据国发〔1985〕102号通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