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伴随着社会进步、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需求，土地征收时代全面到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文简称“《征收条例》”）的出台施行，加强了对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保护，对公权利推进征收起到效果，与此同时对房屋承租人的权利保护被忽略。这引发房屋所有权人和房屋承租人的权益之争，以非住宅为代表的承租人在权益博弈时势必影响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拟就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保护征收中房屋承租人的利益问题，做以初步探究。
【关键词】 房屋土地 征收 承租人 权利保障
随着房屋征收制度的完整建立，房屋征收时代全面到来。面临着国有土地上的征收人、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使用人等主体，房屋征收各主体也展开各种权利和利益的博弈。现行房屋征收制度中对于房屋征收补偿主体规定为房屋所有权人，但是对于其他主体利益的平衡将突显矛盾。
房屋征收中“承租人”这类群体，在房屋征收制度中不再作为补偿合同主体，这种情况将对房屋征收行为带来一定影响，也使出租人与承租人这间的权利义务变得复杂和不稳定。承租人作为房屋使用人其在房屋征收中的地位决定其权利保障，在现今的房屋征收规定中承租人与征收人、出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得当与否将成为征地补偿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笔者也旨在从房屋征收条例施行前后的一起案例入手来研究一下承租人主体的各种特征，也对现实提出一些浅知拙见。
一、案例和分析
1、案例
某制造厂（承租人）租赁一片厂区（出租人），签订有租赁协议书。租赁期限内承租人对该厂区厂房进行扩建，并对原破旧厂区进行装修和修缮。承租人在此出租人的厂区经营具有工商营业执照。在《征收条例》施行前，该棚改项目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但在《征收条例》进行征地，2012年棚改办与该厂区出租人即房屋所有权单位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之后，承租人得知拆迁补偿协议已签订，拆迁补偿款已经支付60%，但是未向承租人进行补偿。承租人拒不搬走要求取得相应补偿，双方僵持不下，影响房屋征收中棚改项目进度，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2、案例分析
拆迁补偿协议书承租人是否应该作为协议主体和补偿主体是本案例的关键，此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
第一、本案例中承租人应为拆行补偿合同主体
《征收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该征收条例在公布之日起施行。《征收条例》附则规定，在征收条例实施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的项目，继续沿用原规定，所以不按现今条例操作。依照当年（即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和《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承租人为协议主体。而现今《征收条例》规定不需要承租人作为协议主体和补偿主体。
第二、拆迁补偿主体的确定。
（1）部分装修修缮扩建的投入评估作价应属于承租人抑或出租人取决于事实证实，以及合同约定。
（2）停产、停业损失应给予承租人。理由是按照《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之规定，因拆迁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对无论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都应该给予损失补助。
（3）搬迁补助费应给予承租人。因为，根据事实判断搬迁的设备和设施均属于承租人，应当补偿给承租人。
本案在法律更替时期具有其特殊性和针对性，但是此问题如果出现在完整的房屋征收时代又该出现怎样的处理，下文中将进行分析和提出操作建议。
二、承租人在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地位
在城市房屋拆迁征收中，对被征收房屋承租人地位的确定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也是拆迁征收工作的难点之一。房屋租赁权是债权还是用益物权，对确定承租人在拆迁中的法律地位有决定性作用。有法律学者认为适用我国《物权法》理论，房屋租赁权利是所有权派生的物权，为“他物权”。承租人作为他物权人虽然对财产所有权无权处分，但是基于租赁关系对所有权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是独立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权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并列为用益物权。所以，物权法理论中将承租人列为用益物权人。我国《物权法》第121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当然享有与房屋所有权人一样取得征收补偿的权利。这也是理论界能够找到对于房屋承租人或使用人在法律层面的唯一保障渊源。
1、承租人现实成因和影响。
第一、形成租赁关系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公房租赁关系，有私房租赁关系；有因政策原因形成的，如公房租赁关系就区分有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在因市场原因形成的，有公房对外租赁的，有私房对外租赁的。不同原因形成的租赁关系导致承租人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差异。
第二、拆迁出租房屋涉及到拆迁征收人、被征收人、承租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房屋出租人与承租人合同权利义务约定的内容，约定的期限等均对各方利益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完全能够用协商达成一致的。
第三、以非住宅为例补偿项目争议较大，哪些补偿项目属于被征收人，哪些补偿项目属于承租人，容易产生争议。
2、承租人在征收中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虽然房屋征收补偿规定被征收人是房屋所有权人，但是实践中忽视承租人的存在显然不适合。现实中承租人虽不是被拆迁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拆迁活动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给其带来损失。正因为此，对其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关乎征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3、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体的立法现状。
第一、《拆迁条例》与《征收补偿条例》关于承租人作为协议主体的不同规定。
无论是《拆迁条例》还是《征收条例》都未将房屋承租人列为补偿主体，但是作为承租人在房屋征收的整个过程对于然带来的利益影响不多赘述。但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却规定了，“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时还规定，“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可以看出在拆迁行为中，房屋承租人是独立于被拆迁人存在的 ，是合法的被拆迁主体。这说明已被同时废止的《拆迁条例》对承租人的权利和保障是有明确规定的，起码在程序上作为补偿合同主体也能够保障其权益。
但是，按照法律溯及力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只不过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这说明在2011年1月21日《征收条例》公布以前已经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中，如果涉及有承租关系的房屋是需要按照原有的条例进行拆迁协议签订的，这时承租人是合法的拆迁补偿协议主体。所以本文案例中虽然补偿协议是《征收条例》施行后签订的，但是应该沿用原有政策，将承租人列入补偿协议中。
第二、《征收条例》将房屋承租人排除在协议之外之立法现状和权利保护不足。
《征收条例》开宗明义对于补偿协议签订主体规定是房屋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被征收人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同时第二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即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这样于承租人而言对装修、装璜乃至停产停业损失，却不能在《征收条例》中得到明确的保护。假设承租人如果没能与出租人通过租赁合同约定加以明确约定征收补偿归属或装修投入的归属，则会导致承租人因征收形成财产损失，这种损失不能不说是为公共利益需要形成的特别牺牲或者奉献。当然对承租人是不公平的。
《征收条例》作为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属于位居于《宪法》和《物权法》之下位法。按照《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应该给予补偿。如前所述《物权法》中对于用益物权的也有同等征收补偿的权利。所以在房屋征收活动中一旦在房屋的使用人即承租人得不到补偿，仍然会拒绝搬迁，进而形成大量的纠纷。因此，房屋征收仅以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为权利保护对象，不考虑被征收房屋所承载的住房权保障属性，仍然存在权利保护范围狭窄的重大缺失。
4、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以及对承租人的约束力。
第一、行政行为之理由。
对于房屋补偿协议法律属于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理论性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合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属民事合同。第二种观点的认为，被征收房屋补偿不是来源于房屋征收部门的行政决定，而是根据民法原理上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获得的民事权益，所以是民事法律关系。认为是特殊民事合同的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的自由度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只能在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上作出选择，不允许其他形式实现补偿。所以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对协议本身来说，补偿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强加的义务，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虽然体现了补偿原则，但是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定价，完全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进行。公共利益必须服从，让步。签订补偿协议的一方为房屋征收部门，它是行政法规授权的主体，是公权利的主体，带有特权。签订补偿协议的被征收方是所有权人也是固定的，所以承租人参与其中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笔者赞同是一种行政行为。
第二、对于承租人的约束力或救济途径空白。
民事行为抑或行政行为，自然与被征收人的法律救济途径相挂钩。《征收条例》规定，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达不成补偿协议，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可见征地补偿的行政行为性质，以改《拆迁条例》拆迁协议可民事诉讼之民事合同效力。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这样的救济途径，对于承租人来讲当然面临着救济途径落空的问题。既不是补偿协议主体，又无救济途径，那么承租人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就成为彻底被遗弃的主体。试想这种情况下，承租人能够轻易的腾出房屋被征收吗。
当然对于法院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的确定仍然存在被征收人与实际居住人不符的问题，强制文书中可以对被征收人强制，但是对实际居住人强制的依据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强制执行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申请强制执行时需要提供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但是补偿协议签订时如果没有经过承租人等利害关系人确认或协商，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对于强制执行有碍而无一利。所以寻求一种当前法律权利保护缺失下的折衷方式当然不失为明智并无奈之举。
三、房屋征收补偿中承租人权利保障。
1、作为房屋居住人之权利保障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并无居住权的法律明确规定,2005年《物权法》草案时曾经将居住权制度规定立法，但最终未出现在《物权法》中，不失为一种权利保障不完整。正因如此，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由于婚姻家庭、继承赡养关系而形成的约定居住权，有的约定居住权时间是十年甚至“终身”，这种居住的权利就会由于一方所有权的变化，或者房屋征收事件而使原本稳定的居住权利而丧失。并且在丧失居住权利的前提下，现行法律对其无法保障。曾出现在《拆迁条例》中对于承租权人、居住权的产权调换制度，在《征收条例》中也未见存在。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权利保障缺失。
进步在于，征收制度本意是对于房屋所有权人的征收制度，调整的是房屋征收法律关系，已不完全是拆迁意义，当然在《征收条例》中再出现居住人、承租人的概念；另外，《征收条例》是行政法规，相对于《物权法》而言是下位法，上位法没有出现居住理论，下位法不可能存在这种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缺失在于，现实中面临的实际居住人问题非常普遍，在我国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承租人越来越多，这一群体的利益将是“人权”的基本保障。承租人与出租人而言，不单纯是一种契约关系，不是只受市场交易调整。法律意识虽然有所进步，但是诚实依旧缺失、对于所处利益以及契约达成时所处地位之不完全平等，承租人利益有时无法完整保障。如，出现不可抗力承租人必须搬出房屋等契约规定、承租人对于房产约定的装修填附补偿契约双方达不成一致时。这种情况下让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通过协商或者法律诉讼途径，必然导致对承租人或出租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征收进程。这种现实问题也是案例中双方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
2、 “适足居住权”人权理论之运用。
我国于1997年签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规定了“适足住房权”的人权属性，《第4号意见》第8条在“使用权的法律保障”部分特别强调：“使用权的形式包罗万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设施、合作住房、租赁、房主自住住房、应急住房和非正规住区,包括占有土地和财产。不论使用的形式属何种,所有人都应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证得到法律保护,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缔约国则应立即采取措施,与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真诚的磋商,以便给予目前缺少此类保护的个人与家庭使用权的法律保护。”这既是全社会进步的理想，也是我国加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后承担的当然义务。即在房屋征收中拆除被征收人房屋同时，必须同时保障被征收人的适足住房权。 这说明对于公有住房承租人、私有住房承租人而言，被征收房屋还具有住房权利属性，即住房保障意义。所以说，现今《征收条例》乃至《物权法》是否保护范围过于狭窄，值得商榷。
3、被征收补偿主体、出租人、承租人现实法律关系。
法学理论界曾称，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适用《物权法》用益物权理论调整，即虽然《征收条例》未予规定，但是适用《物权法》仍然可以找到保障的法律依据。物权法调整理论如前所述，此处不再赘述。但是《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调整是无可厚非。
阜阳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
阜阳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阜政发［2004］6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安徽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级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机关、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工作。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办理本部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具体事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人事部门依法做好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部门承担本级人民政府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日常事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岗位考核和目标管理。
第二章 责任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办理的；
（二）按规定应当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行政许可项目，行政审批机关拒不进入的，或者窗口单位不能正确履行行政许可职责的；
（三）不按规定进行行政许可公示的；
（四）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告知义务的；
（五）申请人受理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的；
（六）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理由的；
（七）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八）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许可，牵头单位不及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者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完成后不及时移交其他有关部门的；
（九）擅自收费或者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或者以收取保证金、押金名义变相收费的；
（十）行政许可收费使用不合法的票据或者不给票据的；
（十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十二）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十三）已明令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继续实施的；
（十四）已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应当移交给下级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原许可机关拒不移交，仍在实施或者变相实施的；
（十五）其他违反行政许可规定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二）未取得行政征收资格实施征收的；
（三）擅自设立征收项目，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四）不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五）不开具法定征收专用票据的；
（六）不按规定实行收缴分离的；
（七）截留、挪用、私分征收款的；
（八）其他违反征收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按法定职责和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二）超越或者滥用法定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三）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执法职责的；
（四）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对象实施检查的；
（五）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或者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六）不依法履行市场监督职责，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或者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七）与违法经营者相互勾结，对执法检查事先通风报信、泄漏工作秘密的；
（八）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的；
（九）为违法经营者说情，使其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处罚，或者阻挠对违法经营者查处的；
（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取检查费用，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十一）发现上述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十二）其他违反行政执法检查的行为。
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和行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实施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六）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七）擅自设定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八）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九）实施罚款处罚不使用法定票据的；
（十）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十一）扣押或没收财物不出具通知书或者决定书及清单的；
（十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收缴罚款据为已有的；
（十三）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四）对应当予以制止或者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或不予处罚的；
（十五）不依法组织听证，或者违法收取听证费用的；
（十六）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七）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封存的财物的；
（五）其他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依法受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或者受理后不及时查处的；
（二）行政执法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定的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三章 责任划分
第十三条 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应当依法区分有关人员的责任。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四条 承办人因徇私枉法，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承办人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错误，审核人、批准人未予纠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六条 因适用法律错误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因违反法定程序，未经审核、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不按照审核、批准的事项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八条 经审核、批准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的，可以免除其责任。
承办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作出错误决定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承办人的过错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的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的正确意见，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承办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致使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作出错误决定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直接干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该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损失或者后果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复议机关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两人以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四章 责任追究方式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过错通过下列途径发现：
（一）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
（二）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
（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审查；
（四）依法组织的行政执法检查；
（五）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的舆论监督；
（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诉、检举、控告；
（七）其他途径。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一）责令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四）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停止行政执法活动；
（五）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六）行政赔偿；
（七）辞退；
（八）行政处分；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形式。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责任，由责任追究机关作出；前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责任，应当依照管理权限，由责任追究机关作出或由责任追究机关责成有关机关作出。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影响，依照管理权限按以下规定实施过错责任追究：
（一）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社会危害和影响的，对有关责任人可以不予追究，但应责令其书面检查；
（二）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和影响较小的，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记过处分；
（三）情节较重，社会危害和影响较大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并可以暂扣其行政执法证件，停止行政执法活动；
（四）情节严重，社会危害和影响重大的，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并可以收回行政执法证件，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和影响极大的，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处分，并可以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可以予以辞退。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能够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对责任追究机关提出的问题拒绝作出解释和说明，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二）拒绝提供证据、出具伪证，或者隐匿、转移、篡改、销毁有关证据的；
（三）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情形的；
（四）阻挠、妨碍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
（五）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或者责任追究人员打击报复的；
（六）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或者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宴请、参加当事人提供的旅游或者娱乐活动的。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执法权，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后，应当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追偿，由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一年内出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次数超过其执法行为总量为5％的，取消其年度评先评优的资格，该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不得定为优秀。
行政执法人员一年内有一次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取消其年度评优评先的资格，年度考核不得定为优秀。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过错情节特别严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重大伤亡事故的，应当责令该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辞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责任追究程序
第三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发现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依照管理权限，在15日内将处理结果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监察、法制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发现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责成有关行政执法机关限期进行责任追究；不予追究或者拖延不办的，由监察、法制部门责成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在15日内将有关材料报送过错责任追究机关；逾期不报的，追究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执法机关报送的有关材料之日起2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五条 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认定过错责任，应当全面、客观地调查取证，听取有关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案件的有关案卷材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可以向有关当事人调查取证。
第三十六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当积极配合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开展责任追究工作，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拖延、拒绝案件调查。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过错责任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意见之日起30日内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有异议的行政执法机关。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对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申请复查。复查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但复查中发现原决定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进行申诉。
第三十八条 对过错责任追究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行
政执法机关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执行。
对拒不执行过错责任追究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的，给予该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承办人，是指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工作或者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审核人，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人，是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但是，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的人员为审核人，具体行使批准权的人员为批准人。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直接责任人，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执法过错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主要领导责任人，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 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执法过错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重要领导责任人，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执法过错负次要领导责任的人员。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阜阳市人民政府
二OO四年八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