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本案应定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甲的妻子乙因在购买花生时缺斤少两与小贩丙发生争执，丙态度恶劣并且用赃话骂了乙。甲听乙回家诉说后很是气愤，当日纠集两人与乙等四人来到丙的摊位前准备教训丙一下，当乙丙发生争吵并撕打起来后，被告人甲等三人一拥而上，打斗中为防止丙叫来帮手，遂叫停一辆出租车，将丙推上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甲等随手捡起地上的木棍和砖块又殴打了丙。后双方决定“私了”，甲等起初要5000元，最后确定为4000元。丙给家中妻子丁打了电话，告诉丁准备4000元，晚上八点回家取钱。后甲等担心丁报案后被抓，又通知丁带钱出来，于当晚十一时，丁等三人在指定地点见到了丙以及该辆出租车，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丁交付3500元后将丙带走，另500元留下用以为丙疗伤。两个月之后，丙报了案，甲被抓获，另两名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本案公诉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移送起诉，一审定性为绑架罪，被告人甲不服，提起上诉。
审理本案过程中，对被告人甲如何定罪，形成了不同意见。从其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看，是劫持并限制人身自由后勒索财物，即典型的勒索型绑架。而从具体案情看，从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危害结果以及本案现有证据等综合起来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绑架”的等式不一定成立。理由如下：

1、被告人甲等的行为演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其妻子乙被缺斤少两的小贩丙当众辱骂后，才出于气愤，纠集他人前去“教训”丙，有很强的报复泄愤意图，先前的暴力殴打行为是一种“出气”。而且甲等事先未准备作案工具，殴打的木棍和砖块都是随地捡拾的。亦未事先准备关押丙的地方，受害人丙的人身自由事实上一直被限制在该辆出租车内。从这些事实分析，不能认定被告人甲等是有预谋的绑架或敲诈。因此，被告人甲等最初出于泄愤报复的说法是符合常理的。后一阶段是甲丙双方决定用钱了“事”起，案情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此时起未再使用暴力，仅限制丙的人身自由。而借机向丙敲诈的犯意至此开始产生。
2、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方法行为。斗殴中的劫持毕竟与无缘无故的劫持有一定的区别，劫持又是非法拘禁的一种方法行为。如果被告人甲没有撇开受害人丙，没有不顾丙的态度和意愿而直接向第三人(亲属丁)实施“撕票”等威胁，换一句话说，丁筹钱赎人毕竟还是体现了丈夫丙的“私了”意愿(当然，是在胁迫情况下的意愿，其意思表示不自由)，是代为丈夫“自愿”交出财物，那么甲的行为性质就不会由敲诈勒索向绑架转化。且在被告人甲和第三人丁的意识中未形成──如不就范，则“撕票”的行为预期和如不照办，则丈夫丙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非死即残的紧迫感。而这一点恰恰是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最核心的要件。被告人甲在实施该犯罪行为后直到逮捕时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未负案在逃，仍在原地居住，并经营个体饭馆，这一不争的事实亦可说明该行为在其主观认识中确为私了一桩纠纷。故其不具备绑架的主观要件。关于赎金，最初甲等开价5000元，后双方争来吵去，甲作了让步，最终确定为4000元，且原本定为晚上八点一同去丙家中取钱，后因担心丁报案，才通知丁带钱到指定地点，当丁携款与甲当面交涉时，彼此讨价还价，又终于留下500元用作疗伤，俨然是一宗“交易”。这充分说明，胁迫的力度未达到绑架所要求的程度，仍有一定的缓冲余地，这非常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也正是由于丙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在受胁迫(限制自由或随时会遭致殴打)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即甲利用丙自身在起因上亦存在一定过错而借机勒索钱财，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才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否则，只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了。
3、从事实和证据上看，可以发现，全案证据只有两对夫妻的笔录材料，即被告人甲的供述和其妻子乙的证言，受害人丙的陈述及其妻子丁的证言，且乙、丁二人均未到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对。刑诉法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证人均与当事人有夫妻关系，且其所述在很多重要情节上不能吻合。如，谁先提出私了这一情节，甲丙二人各执一词，而现场证人均未找到；再如，丁证实甲只威胁其不得报警，而丙则陈述甲是以拉往外地相威胁；还有，谁是打第一个电话的人，丙丁亦说法不一，在主叫人、次数、时间上均相互矛盾。丁说丙未打过电话，只在话筒里听到丈夫的“哭诉”声音，而丙在庭审时承认给妻子打过电话。另外，丁先后几次陈述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间是下午十八时后，此时正是农历腊月十七，天已经黑了，但丙却说两小时后，丙再次打电话催要赎金时，天才黑了下来。而全案再无任何旁证，其他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很多重要细节均为孤证，无法认定。故根据疑案从轻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甲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4、尽管被告人因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将一桩日常民间纠纷演化为刑事案件，但毕竟事出有因，与那些典型的、无缘无故地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刑法突出打击的重点是哪些社会危害特别严重，主观恶性特别恶劣的绑架犯罪。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扣押人质的行为虽符合绑架罪的特征，也不以绑架论处。其精神实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刑法真正意义上的绑架，其构成要件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切忌客观归罪，这样既有悖于罪行法定原则，同时也违背了立法本意。
综上，本案虽有暴力和拘禁行为，但侵犯的客体仍然主要是受害人丙的财产权利。先前的殴打是互殴的组成部分，是泄愤出气行为，不能跟后边的勒索行为混为一谈。虽然，第三人丁携款“赎人”，但其行为体现了丙的意志，是代丙交钱，实质上仍为丙自行交出财物，故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甲犯敲诈勒索的罪名成立。鉴于一审判决变更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未就新罪名(绑架)给予被告人辩护的机会，妨碍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故本案首先应作出程序性处理，即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在实体上，由原一审法院重新开庭后作出正确的判决。








朔州中院 张向阳









　　　　　　　　　　因气候因素引起的不可抗力的认定
　　　　　　　　　　　　——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全国茹等诉张建渠等生命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自然灾害不能当然认定为不可抗力，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采取可行的、谨慎的、合理的措施对灾害进行预防，仍不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则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但法院可以依公平原则判决侵权人给予受害人一定的补偿。

案情

2010年7月18日夜，河南省淅川县城遭遇数十年一遇的强降雨。当晚11时40分，李合强见雨势猛，水往屋里涌，便和儿子李丹、侄子李栋一起到父母家排水。路过张建渠家时，李合强、李丹被突然倒塌的张建渠家围墙砸倒。李栋见状奋力呼救，周围邻居赶到现场将李合强、李丹救出。李合强被送往医院后发现已死亡；李丹被邻居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1236元。因赔偿事宜未达成协议，2010年8月，李合强的妻子全国茹、父亲李新谦、母亲李凤子及子女李丹、李聪等5人将张建渠家及在张建渠家围墙上架设电缆线的唐良忠和淅川县电业局诉至淅川县人民法院。

原告诉称：李合强、李丹被压在倒塌的围墙下，因唐良忠在围墙上架设的电缆线漏电，致使施救群众没能及时抢救，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要求张建渠、唐良忠和淅川县电业局赔偿25万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查明，倒塌的围墙系被告张建渠2005年修建，厚度为24厘米。

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合强、李丹在当晚雨势凶猛的情况下，明知外出有危险，仍然冒雨外出且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导致惨剧发生，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张建渠家围墙是在当晚极端恶劣的天气因素影响下坍塌的，对此张建渠并不负有过错责任。但事故发生与张建渠修建的围墙坍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基于公平原则，张建渠应对原告方予以适当补偿，具体数额以2万元为宜。原告方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淅川县电业局和唐良忠与本案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该二被告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淅川县法院判决：被告张建渠一次性支付原告全国茹等5原告补偿金2万元。

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南阳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合强的死亡为不可抗力造成还是张建渠的院墙质量不合格、唐良忠的电线漏电造成。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案发当晚，淅川县突发数十年一遇的暴雨，以致雨水泛滥，张建渠家地势低洼，雨水冲积，其院墙虽为砖筑“二四”（24厘米）墙，合乎一般民用建筑标准，仍被雨水冲、泡倒塌，实为不可抗力，故张建渠对此并无主观过错。上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唐良忠家的电线漏电。故上诉人请求张建渠、淅川县电业局、唐良忠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不予支持。但本案事故与张建渠的院墙倒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作为物的所有人应对上诉人予以适当补偿。但原审酌定2万元偏低，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双方经济状况和人员死亡的后果，增加为3万元为宜。

南阳中院判决：张建渠一次性支付全国茹等5人补偿金3万元。

评析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侵权人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的恶劣气候能否认定为不可抗力，应从不可抗力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首先，从能否预见角度分析。本案案发当晚，淅川县突发数十年一遇的暴雨，以致雨水泛滥，对淅川的具体影响范围、强度已超出了预期，客观上造成了全区性的洪涝灾害。因此，对于专业气象部门也未能准确预期的大雨，张建渠更无预见能力。

其次，从能否避免角度分析。这里所说的“不能避免”是指侵权人即使采取了一切可行的、谨慎的、合理的预防措施，仍不能预防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张建渠家地势低洼，雨水冲积，其院墙为砖筑“二四”墙，合乎一般建筑标准，可以认为已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最后，从能否克服角度分析。本案中，在大雨来临之前，气象部门未作出预报，张建渠不能客观地预见或知悉险情，不可能采取任何可行的、谨慎的、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预防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也不应承担过错责任。

总之，本案中的自然灾害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在当事人没有过错方的情况下，适用公平责任的规定，从诚信、互助、济困出发，由双方对损害后果进行分担，是合适的。

本案案号：（2010）淅民初字第127号；（2011）南民一终字第182号

案例编写人：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 魏建国 张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