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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男女平等宜从扩建女性厕所建筑面积一倍开始！

钟建林


　　昆明学习期间的某日，根据课程安排，全体学员离开昆明前往云南某地考察调研。大家组团坐上了大巴车，驶上了高速路。
　　大约三个小时后，大巴车到了一处公路服务区，需要加油加水。大家则下得车来散步伸腰，放松放松。更多的是要上厕所以减轻身体负担。　　
　　车上学员性别比例大概也就是男女各半的样子。由于行车已大约三个小时，学员们很少有不内急的，于是下得车后，都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厕所。此时此刻，换了谁都会分不清是男的多些呢，还是女的多些。
　　大约四、五分钟后，男士们都解决了问题，从厕所出来站在旁边空坪上或抽烟，或聊天。
　　但女士们则依然排着队等候如厕，队伍居然从厕所延伸出来，足足有四、五米之长。
　　大约十分钟过后，队伍依然未见缩短多少。
　　听到一位女士跟同性伙伴打招呼：“等下次再上算了吧？”
　　也听到旁边一位男士深情感叹：“她们真的好可怜！”
　　以上实情实景，估计在很多地方都经常发生着：同样是如厕，男士们可能不需要排队，或者排队时间比女士们要短许多；而女士们则往往需要排队，或者排队时间要比男士们长许多。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不外乎女性厕所的如厕蹲位可能比男性厕所的如厕蹲位要少那么一个两个；或者就算蹲位一个不少，但还是少了相当于女性厕所建筑面积一倍的男性厕所建筑面积，因为男性厕所中还有站立如厕的位置。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男性如厕的空间至少是女性如厕空间的两倍！
　　不出现女性如厕比男性如厕困难的局面才怪！
　　但这仅仅只是反映了公共厕所建设中，男性厕所与女性厕所的建筑面积不平等吗？
　　窃以为，这还反映了在我们的实际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妇女的社会生活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实现。
　　当然，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过去那种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是女性只需足不出户生儿育女而无需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那么作为社会公共设施之一的公共厕所建设，建筑面积自然可以少于男性的，因为这样做确实可以节约建筑材料，降低建设成本。
　　但我们现在是新社会，而且是在不断走向城市化，不断朝小康水平迈进的社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既是新社会区别于旧社会的重要表征，也是充分发挥妇女群众“半边天”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断推动整个社会朝小康化与和谐化迈进的客观需要。
　　其实从根本上说，女性同胞们一方面身负生儿育女这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伟大使命，另一方面还是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她们的肩上的担子比男性更重，她们的权益还需要社会的特殊关爱和特别保护。
　　就算不说给予女性特别保护，但至少也必须落实法律规定的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各种权利。
　　法律庄严明确了男女平等原则，规定了妇女的各项权利 。《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 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第三条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以上法律规定，现实中间我们又真正贯彻落实得如何？难得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拿公共厕所的建设来说，难道非得要等到全部或者大部分决策者都是女性才能实现？
　　应该不要吧，否则怎么能称得上我们的目标是要努力建设一个法治而和谐的小康社会？
　　我想，实现男女平等，既是法律既有的规定，更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必然。而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请先从扩建女性厕所建筑面积一倍开始！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我见
——关于律师活动部分.

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 曹剑刚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与律师活动有关的规定，提出以下个人修改意见，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建立律师对刑事案件辩护的独占许可制度，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聘请到辩护律师。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2条对担任辩护人的人员范围规定得太宽泛，导致司法实践中“黑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其他人员均涉足刑事案件的辩护代理，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无序竞争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保护。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虽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聘请到律师，则未作相应的规定。对此，应明确规定办案机关的及时告知义务，与此相适应的是，各级律师协会应建立相应的刑事律师人才库，以便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聘请到合格的律师。
故建议：1、《刑事诉讼法》第32条可以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处，还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作为辩护人。其他相关条款根据此精神进行相应修改。
2、第64条、第71条最后部分可增加规定：并同时告知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聘请辩护律师。
3、第93条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告知其有权聘请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当时就提出聘请具体辩护律师的，侦查机关应在3日内向其提出委托的辩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辩护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在3日内通知当地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在刑事律师人才库（具体实施办法由司法部制定）中随机为其推荐辩护律师。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第一次讯问时表示不聘请辩护律师，但以后又要求聘请辩护律师的，可随时向看守机关提出，看守机关应在3日内将其请求转给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按上述规定办理。
4、删去“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
二、赋予律师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界定太模糊，对律师的有关职责规定太简单，使律师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这有违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也与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不符。
故建议：《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可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以向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并可以查阅、摘抄及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侦查机关应依法听取辩护律师对案件提出的有关辩护意见，并记录在案。
三、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存在“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三难”问题，其中“会见难”首当其冲。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缺乏对辩护律师会见的有关规定。故笔者建议，关于辩护律师会见，《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以充实以下内容，最好是能单独成为一章（节）：
1、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批准，侦查机关的专门部门（通常是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在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之内安排会见；对于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在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应在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侦查机关不得以办案过程或办案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对于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及侦查机关不予批准的决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聘请的辩护律师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主管机关应当在收到异议申请后7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2、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进行目光监视，但不得监听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内容。
3、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未在押的狎罪嫌疑人，可以在其住所、单位或者律师事务所进行，会见时其他人不应在场。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盲、聋、哑人的，辩护律师会见时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在场。
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批准。
4、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批准，辩护律师可以持律师执业证、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随时进行会见，并可与其通信。辩护律师有权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会见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5、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有权向其了解以下案件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者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6、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制作会见笔录，并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记录如有遗漏或者差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进行更正或者补充。会见笔录经确认无误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签名。会见时，侦查人员派员在的，应在会见笔录中注明。
7、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其同意，可以对会见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办案机关和看守机关不得进行非法限制。同时，办案机关和看守机关未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同意，不得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
8、辩护律师可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和次数，办案机关和看守部门应当依法予以保障。
9、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在法定的监管场所内进行，监管场所应当依法为辩护律师的会见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辩护律师可一人参加会见，也可以由两名律师或者一名律师和一名律师辅助人员参加。
10、一审判决后，辩护律师在上诉期间内，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批准，有权随时会见被告人，听取其对判决书的意见，并可给予相应的法律帮助。
11、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批准，有权随时会见被告人，与其通信，并可向被告人了解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会见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12、对于办案机关或看守机关违反法律和其他有关规定，限制剥夺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辩护律师本人、该辩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协会可以直接向办案机关或看守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投诉，接受投诉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应当在收到投诉后15日内作出决定，并将有关处理情况书面通知投诉人。
13、对于办案机关或看守机关人员辩护律师违反法律和其他有关规定，侵犯辩护律师依法执业权利的行为，属违法违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和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律师应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更需要更多的律师同行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