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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新罪名，主要应对因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造成的交通事故多发、高发的态势。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酒驾驶机动车现象明显下降，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伤人数有所减少。但实践中，醉酒驾驶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隔夜醉驾行为的认定

隔夜醉驾，一般是指前一天晚上饮酒，第二天处于醉酒状态实施驾驶的行为。关于隔夜醉驾，因隔夜的特殊性在处理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对醉酒驾驶无认识，主观缺乏故意，不应认定为犯罪;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应当认识到醉酒状态下实施驾驶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但处于容忍或放任心态，如果检测仍处于醉酒状态应当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主观上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明知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进而放任该种危险。醉驾行为认定的标准遵循的是“一般人标准”。每一个人的酒精耐受性不等，立法与司法只能规定一定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作为酒驾或醉驾标准。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前一天晚上过量饮酒，第二天“酒醒”后开车如仍被检测为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从客观上分析，该种行为同样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危险;从主观上分析，行为人对是否饮酒以及酒后不能开车均存在认识，至于行为人自认为已经脱离醉酒状态的错误判断属于认识错误范畴，不影响行为人醉酒驾驶故意的认定，这并非客观归罪。

司法实践中，隔夜醉驾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加以处罚，则行为人均会倾向于援引“隔夜”甚至“隔数夜”醉驾来规避刑罚，这有违立法原意。而且，隔夜醉驾行为若不认定为犯罪，则是否“隔夜”将给司法认定带来极大困难。

二、因公醉驾行为的认定

因公醉驾，一般是指因公务需要而实施醉酒驾驶行为。在主体上，一般限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严格说来，公务员醉酒驾驶应考虑从重处罚，但对于紧急情形下的因公醉驾要区别处理。比如，警察在休息时间饮酒，发现有严重犯罪行为而醉酒驾车追缉犯罪嫌疑人。对于一般主体紧急情形的醉酒驾驶，如见义勇为、救助急危病人等情形下的醉驾行为，都应以“紧急避险”理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公务员以执行公务为名意图逃脱刑罚的，应在量刑上考虑从重处罚。

三、非“道路”醉驾行为的认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显而易见，立法要求无论是醉酒驾驶还是追逐竞驶，都要求发生在道路上。对于何为“道路”，2011年4月22日修订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因此，“道路”应作扩大解释，只要机动车有条件在该地域范围行驶，并且该地域范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安全性，就应将该地域范围解释为“在道路上”。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人不多的私家停车场醉酒驾驶行为，可考虑不认为是犯罪。对于在广袤的沙漠或戈壁上醉酒驾驶，由于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不应认为是犯罪。但需注意的是，对在人数众多的城市主干道或公园、广场等地方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形，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四、醉驾认定中的推定问题

认定醉酒驾驶，需要对行为人是否醉酒加以判断，故驾驶人的酒精检测是一个关键。立法规定，醉酒驾驶(标准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一律入罪。但是，实践中常常发生如下情形:行为人遇检查酒驾时逃避酒精呼吸检测或是血液检测，甚至在交通肇事后逃离肇事现场躲避酒精检测。比如，2012年1月5日，王某驾驶轿车载乘妻子丁某赴宴，醉酒超速行使，逆行导致骑乘摩托车2人当场死亡。王某让未饮酒的妻子丁某“顶包”假称驾车导致事故投案自首。但在警察讯问时，丁某不能回答车速、档位引起怀疑，最后如实交代系王某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在已经过去数小时后，王某的酒精含量检测为6mg/100ml，距离80mg/100ml的饮酒驾驶的标准差很远。从酒精检测结果出发，不能认定为王某酒驾或醉驾，但警察从陪同的丁某和一起喝酒的朋友以及饭店服务员处获取旁证，由于致死两人不能仅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而最终认定王某交通肇事罪，对王某按照交通肇事罪从重处罚。该案中，王某被认定为存在醉酒驾驶情节，主要系从旁证中推定而得。这种推定依据地方公检法三家联合发文而进行，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另外，在危险驾驶罪认定中，对存在醉酒驾驶嫌疑且逃离酒精检测的，依据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对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驾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作者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可能至今还让国人记忆犹新。SARS及后续的若干公共卫生事件，促成了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公共卫生监测、预警能力的强化，使得政府、传媒和公众能更为理性地认知传染病风险。

　　但十年之后，我国出现了全球首次发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不应“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对禽流感病毒风险应有理性的认知。另外，应加强对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在应对H7N9型禽流感病毒时，也应注重所采取措施与所实现目标的匹配，关注所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

　　强化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监管

　　正如曾任美国联邦卫生部长的Leroyy Burncy在1957年指出的，“如果流行病没有发生，我们都很高兴。如果发生了，我希望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在现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程序的极限下，做了所有的事情并做了所有的准备，来达成最好的结果”。今天，当中国遭遇全球首次发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时，也应在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通过动员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力量，来尽量削减禽流感病毒风险，使所带来的损失趋于最小化。

　　H7N9型禽流感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新兴病毒造成的传染病，还在于它已造成一定人员死亡，病例已不限于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北京、河南也有病例报道。在未来，此类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及危害性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判断，因此首先要加强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监测。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3条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H7N9型禽流感疫情信息，所搜集到的这些信息，构成了进行后续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的基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H7N9型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实、分析。

　　此外，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疫情形势、病原学研究进展，及时组织专家，开展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评估。如果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界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时，应当按照相关预案及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机制，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终止响应。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的规定，对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发达，随着公众对健康、安全等因素更加关切，公众对被媒体广泛报道、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险，会有更强的认知，因此或许会高估禽流感的风险，滋生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对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风险沟通，恰如其分地将专业化的科学术语，转化成能为公众和媒体理解的方式，让公众理性认知禽流感风险，以正确的方式预防禽流感。

　　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合法性分析

　　自内地出现H7N9型禽流感之后，各地都采取了诸多相应防控禽流感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根据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各地所采取的防控禽流感措施涉及到对H7N9型禽流感感染者、疑似病人及相关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治疗。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1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另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3款的规定，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现在，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已被纳入乙类传染病范围，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H7N9型禽流感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型禽流感尚未被列入法定传染病的范围，因此对相关人群予以隔离治疗的依据，可能欠缺合法性。但正如西方法谚所说，“没有比必要更为正当的了”，“本不合法者，于必要时即为合法”，面对H7N9禽流感的袭来，公众可能更为期待的是化解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危机，而自愿同意和接受政府采取的诸种措施。因此，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合法性或有欠缺，但确有正当性根据。

　　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展开，应以必要性为限。一般而言，所维护的公共安全价值应高于被限制的人身自由。应将防控措施的范围限于最小限度，尽可能少地限制公众基本权利。此外，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框架，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设定与实施，不宜以“逸脱”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形式展开。下一步，应尽量恪守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的规定，视疫情进展，及时将H7N9型禽流感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法定类别传染病，并依法设定和实施相应的防控措施，从而确保依法防控公共卫生风险。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与行政补偿

　　目前的研究表明，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基于此，上海市政府、南京市政府等都先后颁布了关于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的通告。其法律依据在于，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2条和第30条第4款的规定，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发病率或者死亡率高的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时，构成“重大动物疫情”，可以在确定的疫区内，“关闭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禁止动物进出疫区和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29条的规定，对于疫点而言，可扑杀并销毁染疫动物和易感染的动物及其产品。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0条的规定，在必要时，可对疫区内易感染的动物进行扑杀。目前上海暂停了三大活禽批发市场和461家活禽零售点的交易，已扑杀各类活禽约11万羽;南京暂停了三大家禽批发市场交易，扑杀各类活禽超过8000羽。

　　从《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规定出发，从防控禽流感的现实需要出发，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扑杀染疫和易感染动物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也应看到，目前采取的诸种举措，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嫌。这使得所有活禽养殖户都面临销售难，有投入、无产出的难题。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截至2013年4月15日，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已超过130亿元。需要警醒的是，应严格限定疫点、疫区的范围，只能关闭疫点、疫区内的动物和动物产品交易市场，只能扑杀疫点、疫区的染疫和易感染动物，决不能随意扩大其范围。这有助于让风险监管聚焦于最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区域和对象，有助于遏制公众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也有助于将对禽业的不利影响削减至最小。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规定，国家“对因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已经证实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补偿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因此应对活禽被扑杀的养殖户予以合理补偿，补偿金额应至少是此前市场上的活禽价格乘以该养殖户被扑杀活禽羽数。

　　对疫点、疫区内动物和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的关闭，虽是为公共安全需要而展开，但限制了经营者的经营自由，而这是经营者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法上的权利”。尽管法律无明文规定，但交易者为了公共福祉而暂停交易，相关政府部门应对其因暂停活禽交易造成的损失，予以适当的行政补偿，补偿金额应以至少涵盖经营者每天维护其经营活动的必要开支为限。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