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时代之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初探
董作春
摘要：WTO所蕴涵的精神与民商法的理念基本一致，民商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而最密切联系原则则是当代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应”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在这一理论基点上，本文对其本质加以探讨，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逻辑的方法，揭示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深化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识，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解决WTO协议规则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纷繁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WTO 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 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法律选择 最适当 联系 实质正义
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当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关键是如何找到它。而为WTO协议规则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选择一个与之最相适应的最适当的法律作为它的准据法，简而言之，法律选择的最适当性，正是当今国际私法领域内堪称为“革命”新浪潮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所在。众所周知，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范围的思维形式，而内涵则是概念对事物本质的外化。因此，我们欲探求事物的本质，首先就要认识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的探求，应首先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内涵着眼。
一
何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这正同它的本质一样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依学界较为流行的说法，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叫最强联系原则，重力中心原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权衡各种与该案当事人具有联系的因素，从中找出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根据该因素的指引，适用解决该案件的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原则。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最密切联系”这一术语，可溯源至1880年韦斯特雷克（Westlake）所著《国际私法论》中所提及的“最真实联系”（The Most Real Connection）。但多数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起源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萨维尼在他的《现代罗马法律体系》第8卷里批判了“法则区别说”本末倒置的说法后认为：解决法律冲突应该首先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着手，任何一法律关系都同某一特定地域的法律相联系，这种联系即谓之“本座”（setz）。 “本座”一词与“最密切联系地”在含义上近乎是同一语。“最密切联系地”依“法律关系本座说”解释就是要研究与某个特定法律关系最密切的那个地方的法律。1954年，美国纽约州法官富德（Fuld）在审理“奥汀诉奥汀”（Auten V. Auten）案中正式使用了“重力中心”和“联系聚集”的概念，认为不应机槭地依传统的冲突规范来适用法律，而应极力找出法律关系本身的重力中心地或连结关系的聚集地，并适用这个地方的法律。这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雏形。 1971年美国学者里斯（Reese）主持编撰了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理论取代了第一次《重述》的以既得权学说为基础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冲突的解决，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州或国家的法律。至此，当代国际私法最流行的法律适用理论之一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大体形成。最密切联系原则较之传统机槭僵硬的硬性法律选择规范，将更多的选择法律的自由权赋予法官，要求法官不能对众多的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密切相关的联系因素置之不顾，像“法律关系本座说”那样凭空地去认识法律关系的本质，进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更不能照搬传统冲突法中那种机槭、呆板的法律选择公式；而是要根据涉外民商事法律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透过各种连结因素的表层去分析通过该连结因素与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相联系的法律的精神，以期找到与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有着最真实的，即本质的、固有的和稳定的联系的法律。由这样的法律调整，是必然能够反映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的。而这样的法律必然是唯一确定的，是能够实现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在由该法律调整过程中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合理和满足整个国际民商事交往所需求的交易安全的法律，是能够实现WTO协议规则所蕴涵的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一向追求的实质正义的法律，因而也是最适当的法律。这种对法律选择的分析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析，而是一种实质上的分析，是从实质上解决法律冲突。从原则本质上说，是将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原本无立法管辖权的法律，即本不应适用的法律扫地出门，因为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最相适应的最适当的法律在客观上只有一个。这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题中应有之义。
二
正如前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内涵所阐释的那样，该原则之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即选择最适当的法律适用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这其间蕴涵着一种思考问题，即辩证法。我们知道，世间万物无不处在相互作用的联系之中，列宁说过：“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之间无论存在多大差异，总是可以通过中间联系沟通起来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联系总是客观存在的着的，不论人们是否承认它，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它。而联系的这种客观性是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同理，在国际私法领域内，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连结因素与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相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是联系客观性的反映。但我们也应看到，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多样的统一一样，事物现象的联系也是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等，不同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国际私法中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联系也是复杂多样的，其联系的质和量也是不同的，他们在对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分别进行调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体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对上述复杂多样的联系，我们不能等量齐观。在这些联系中，有些显然是非固有的、表面的、偶然的、颇具波动性的，甚至是虚假的联系，选择具有该种联系属性的法律去调整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必然会对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产生消极作用和影响，因而是不适当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但意识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之间联系的客观性，而且极好地把握了其间众多联系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一关键点——诸多联系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因此，认识和揭示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最真实的，即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还事物之间最真实联系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成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实现了这一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也就找到了原应适用的法律，而只有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有着最真实联系的法律才是原应适用的法律，才是最适当的法律，其才能够反映法律对法律关系的调整规律，而对于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联系不甚密切，即表面的、偶然的、颇具波动性的，甚至是虚假的毫无联系的法律，如由其调整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则显然是不适当的，只会对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而这种调整又显然无法反映法律对法律关系调整的内在规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上述动态过程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方法，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又决定其本质的，是原则本质的外化和终极体现。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不能说不是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
三
虽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但对最适当法律的追求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开追求最适当法律以适用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之先河的并非最密切联系原则。但追求最适当法律也仅仅是国际私法历史发展长河中众多法律适用学说理论的目标而已，而并非像最密切联系原则那样是其本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提出虽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但它所体现的思想却被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他们的学说中，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法律选择规则，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连结因素，都试图找到适用于各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最适当的准据法。
我国唐代（618—907年）《永徽律名例章》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可见，我国唐代统治者已不自觉地运用着联系的观点，意识到“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和“异类相犯”毕竟是不同于本国国民之间的诉讼。在第一种情况下，化外人与其本国有着更大联系；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与行为地法有着更大的联系。因而，对都是外国人的情况适用本俗法较之唐律更适当，但当无法同时适用时，即有明显法律冲突时，则适用有更大联系的行为地法——唐律更适当。这其中包含了现代法律适用的属人法原则和行为地法原则思想。
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提出了法则区别说。他主张把法则分为三类，每一类都规定一个冲突原则分别适用不同种类的法律冲突：
1.关于人的法则，以属人法为冲突原则，适用于有关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人的身份能力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因为他所处的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因此，本城市国家的法则无论对其领域内的居民或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居民都应适用。
2.关于物的法则，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冲突原则，主要适用于不动产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对不动产的物权如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势必造成不动产制度的混乱。
3.关于行为的法则，以行为地法为冲突原则，即采用“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有关法律行为方式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法律行为方式应由行为地法来决定，只要某一行为符合行为地法的规定，那么世界各国都应承认它的合法性。
不难看出，巴氏是在分析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与相关法律联系的紧密程度后，确定了上述规则。人的身份能力受其本国影响最深刻，较之其他地方，则与本国有更密切的联系，因而适用属人法；不动产和行为，如不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行为地法将遭致麻烦，甚至民商秩序的混乱，不动产和行为分别与物之所在地和行为地有更密切的联系，因而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行为地法更为适当。只不过巴氏未说出“联系”二字而已。
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私法自巴托鲁斯始，运用联系的方法思考法律适用问题并努力寻找最适当的（或说比较适当的）法律，这条思想主线贯穿于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异。传统的具体法律适用规则，虽说从未放弃对适当法律的追求，以期公正审理具体涉外民商事案件，但与此同时，传统冲突规范又太强调法律适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将明确、稳定和可预见视为衡量适当法律的极其重要的砝码，结果物极必反，必然造成对某些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选择适用的不合理，难以实现实质正义。传统学说下的法律选择规则虽然视找到最适当的法律为其目标任务，但其往往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去面对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客观情况，即令善良公正的法官也是无可奈何、束手无策，难以公正合理地解决个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暴露的不合时宜之处更是显而易见。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各种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之法，涉及许多独立的平行的主权国家，涉及许多平行的互不相同的法律制度，因其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法律习惯、法律的阶级属性不同而发生种种冲突，在法律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着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作为调整各项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的国际私法当然也就不可能不被深深打上利益本位的烙印。 在国际私法领域，不同的立法形式和制度也无不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内容和社会职能。 而国际私法领域内的众家学说理论正是各国立法及其各项制度的源头，因而，众家学说理论无不是时代的、民族的和阶级的。法学家们无不站在本民族本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各自的学说理论。因此，传统法律适用理论虽然不懈追求最适当的法律，但这种最适当的法律显然也被深深打上民族的、阶级的烙印。
继巴托鲁斯之后，国际私法领域内又一颗灿烂耀眼的明星萨维尼提出了“法律关系本座”说，他指出：每一个法律关系根据其自身特点，与某一法域相联系，而其联系的所在即是该法律关系的“本座”。而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即是其“本座法”。萨维尼的此种学说，在含义上已相当接近“最密切联系原则”。萨维尼从普遍主义立场出发，显露出一种愈益强烈的欲望——找到最适当的准据法。但一方面，萨维尼并没有跳出传统冲突规则机槭僵化的圈子，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将法律关系与本座的联系固定化、机槭化、公式化，唯心地认为某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本座法与之相适应、相联系，并将它作为一种硬性的冲突规范，以为解决了国际私法中法律适用的所有问题。诸不知，客观的联系是有条件的，条件的复杂多样必然决定了客观联系的复杂多样，即使同一国际民商事案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与其有着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萨维尼也没能跳出民族和阶级的局限，其学说反映的是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强烈愿望。 因而，萨维尼所主张的最为适当的本座法也只能是民族的和阶级的了。站在民族、阶级的立场上看来最为适当的法律，也并不能真正算作是最适当的法律了。
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看来只能算是传统法律适用理论望尘莫及的目标。这一目标，一方面受到封闭而无生气的传统冲突规则的机槭僵硬的制约，选择最适当的法律近乎无从谈起，难以实现国际民商事个案公平、公正、合理地解决；另一方面，这一目标又时刻视国家民族利益而动，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其选择适用的所谓最适当的法律也只能是民族的、阶级的。综上，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不是国际私法领域以往其他任何法律适用学说理论的本质之所在。
四
事实上，传统法律选择适用理论下法律选择规则的机槭、僵化和公式是与其民族的、阶级的最适当法律追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一致性——在传统主权者们的思想中，通过对法律选择规则的机槭化、僵硬化和公式化，进而垄断法律的选择适用，是帮助他们找到在其自身看来是最适当法律的一条捷径。正如前文所述，如此这般选择的法律，在WTO时代国际民商社会的善良公众看来是自私的、狭隘的，因而是不适当的，更不要说“最适当了”。因为，依传统传统冲突规则选择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善良公众所期望的实质正义。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自十七世纪到本世纪50年代的国际社会显现了以下特征：（1）主权观念的发展，主权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排他性得到了各国的至高推崇……（2）主权者在强调自己主权的同时，发展了承认外国主权的独立性，主权平等观念进一步发展……（3）国际民商事交流的极为有限，即国际民商事交流的频度和范围的有限，使得国际民商事交流对主权者的内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无法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此等情势下，一方面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劣位，一方面主权观念的优位，二者一经结合，锻就了传统冲突法偏袒主权者自身主权利益的劣性。使原本属平等主体之间私的国际民商事交往不当地渗透了太多的“公”的因素，于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无法提供善良公众所期望的能够实现实质正义的法律土壤，也就产生不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本质——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如若真的产生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法律选择适用学说理论，其本质也不会是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其只会被设置上各种规则并被主权者深重地打上主权优位的烙印而为之效力。然而，当国际社会发展到本世纪50年代时，国际社会主权者的相互关系已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第一，国际社会力量组合的联结多元化及重新整合而追求新秩序，奠定了多元平位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关系主体的多层次化，使主权者对外关系立体化和复杂化……第二，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大大强化，要求各主权者在解决相互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时，更多地借助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协调”途径来减少对抗。……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的加强，首先表现为各国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普及，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其次，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社会交流的领域、手段、范围、频度等指数巨增，现代化的电讯和交通工具使国际社会空间越来越狭窄，各主权者随时都可以联系和接触，使得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可能性和强度都增大……第三，二战以后，各主权者逐渐改变了传统主权者以军事和地域征服为首要目标，而代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的自我发展取向。 与本世纪50年代前的情形恰恰相反，一方面国际民商事交往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地位显著提高，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明显加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WTO由1947年成立的GATT逐渐发展而来，当时仅仅是国际间为防止贸易战而达成的一系列临时协议，而如今，WTO已形成具有无限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伞状结构，成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法律中介，从某种意义上说，WTO已经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经典象征。在此形势下，各主权者只能走出封闭的囹圄，在国际私法法律选择领域内不得不改变以一己之私强加于人的作法，代之以主权者之间的协调合作，而还平等主体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本来面目。同样是民族的和阶级的考虑，但经济利益已成为主权者们的核心追求，于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主权者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际民商事交往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努力提供开明的法律环境，减除因偏袒自身利益而引起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猜忌（高度不信任）的诸因素；另一方面，在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过程中努力为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的利益目标预留适当空间，借助更能给予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以公平、公正感的一些客观因素做为联结点，实现法律冲突解决的实质正义。可见，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已成为各主权者共同的目标，与实质正义相背不但使自身利益难以实现，而且最终与其根本利益相冲突，而对此种实质正义的评价和认定不能仅仅以主权者的一己之见为标尺，而更多的是要靠有着人类共同良知与理性的国际社会善良公众多所认同的标准来解决之。而通过选择适用能够实现此等实质正义的法律正是最适当的法律——其实质精神就是实现此等实质正义。这所有的一切，就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本质——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的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最密切联系原则适时满足了顺乎WTO时代潮流与精神的主权者们的迫切需求，真可谓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正如前文对其内涵所揭示的那样，最密切联系原则克服了传统冲突规范呆板机槭的缺点，在处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案件时，并非按简单、单一、机槭的因素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是对相关的各种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从中找出最本质的联系。而其中对大量客观连结因素考虑的引入，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增强了法律选择适用的客观、公平和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是灵活开放的，这就使得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亦不断自我完善，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最有力的保障。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吸纳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对其适用上，既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征性履行方法，又体现了英美法国家的灵活方法，将这两种适用方法有机地结合，能够较成功地实现法律适用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统一。而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统一正是法律适用实现公正合理和交易安全的要求，体现了实质正义性。因而该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WTO时代的呼声，代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新近的发展趋向。可以断言，随着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的本质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并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外化于世人。
五
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在英国“适当法理论”那里得到充分体现，获得有力支持，并相互支持。“适当法理论”发端于合同领域，后来又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 “合同适当法”理论历经主观论时期，客观论时期，现已发展至现代论时期。所谓“合同适当法的现代论”其实就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相互补充，有机结合。《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45条规则将其阐释为“合同自本法（适当法 ），是指当事人意欲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在当事人的意思没有表示，也不能根据情况作出推断时，指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 莫里斯在谈到“合同适当法理论”的优点时曾说：适当法提供了一个适用于各类合同的范围广泛的公式，如果没有这个公式，英国法院很可能需要提出不同的冲突规则去处理每一种合同的有效性问题，同时，这个包罗万象的公式通常支配着与合同有关的各种问题；而且，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受同一法律支配，从而避免了生硬地采用合同履行地法所造成的困难。 在合同适当法理论发展中期，随着“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标准的确立，侵权行为适当法理论也被提出来了。《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71条规则指出：“一个在外国实施的行为是否为侵权行为（即可在英格兰而提起诉讼的不法行为），决定于行为实施国的法律（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和英格兰法（法院地法）的双重规定，或者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另一个国家与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最重的联系，决定于该国的法律。” 第172条规则指出：“（1）总的规则是一个在外国实施的行为属于侵权，并在英格兰可提诉讼，它必须(a)根据英格兰法可作为侵权起诉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它在英格兰实施，该行为属于侵权，并且(b)根据行为实施地的外国的法律可起诉（2）但当事人间的特殊事项，可以受（就该事项而言）与事件和当事人有最重要联系国家的法律支配。” 这首先归功于莫里斯，他于1951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论侵权行为的适当法》一文，指出：侵权行为复杂多样，一概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很难在每案件中都获得理想结果而符合社会正义，所以应确定一项包含较广且富有强性的国际私法规则，以取代侵权行为地法。这样，更便于分析各种相关的社会因素，找到一项最合适的法律以解决侵权行为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如果我们采用侵权的适当法，我们至少能够基于政策，选择与我们目前特定情况中的一系列行为及环境似乎有着最密切联系的那个法律。” 从这些阐述中，我们不难得悉“Proper law”是一个灵活的有着广泛适用性的公式，遵循这个公式，法官们就可以根据各种法律关系或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考察与案件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确定应当适用于该法律关系的最合适的和最适当的法律。这个法律的适用会使案件的处理结果较为公正，并且克服那些硬性的冲突规则所固有的弱点。因此，笔者认为，英国学者们提出“Proper law”这个概念，是为了确定一个处理法律适用问题原则，介绍一种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原则和这种方法的核心或本质，就是在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问题上，要做到“合适”、“恰当”，或者说要做到“适当”。可见，“适当法理论”的精髓就在于针对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为具体法律关系选择适用最适当的准据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期公平、公正地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这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功不可没，该原则是“适当法理论”中一条极为重要的具体的规则和标准，因而必然体现该理论之本质、精神、精髓，因而其本质之精髓必然是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成为“适当法理论”的具体化。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与“适当法理论”精髓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致性，但这并不是说“适当法理论”赋予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精神，恰恰相反，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骨子里透着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其才为“适当法理论”所吸纳，以实践其精髓和其所遵循的法律适用“适当性”的价值取向。即使是“适当法理论”另一重要规则和标准——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往往受最密切联系原则限制，即当事人的选择应限制在同特定民商事法律关系本身有联系的法律范围之内，不允许违背与之有着最重要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对“适当法理论”优势的形成助了极为重要的一臂之力。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确定无疑。
六
丹宁（Lord Dearing）在派克诉派克案中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会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的事情将继续前进。这种状况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他们经常性地做着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便如此，欲想对双方都有利也是不容易的，是有风险的，而这正是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探求之价值所在。
注释：
①胡晓红：《论国际私法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3期，第108页。
②刘仁山：《“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性给付原则”的立法研究》，《法商研究》，1995年第5期，第68页。
③于飞：《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发展与适用》，《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第32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第191页。
⑤转引自罗俊明：《客观准据法原则》，《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94页。
⑥丁伟主编：《冲突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7页。
⑦董丽萍等：《试论我国国际私法在市场经济下的完善与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38页。
⑧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二版，第46页。
⑨丁伟主编：《冲突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⑩李金泽：《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超越》，《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第22页。
11李金泽：《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超越》，《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第22页。
12吕岩峰：《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17页。
13笔者注。
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7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具体领导责任。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增加支持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支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技术改造；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活动。
第六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其他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依照管理职权负责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第八条 工会依法履行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职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安全生产的保障措施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专款专用。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项：
（一）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二）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三）涉及公共安全的特别重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四）涉及公共安全的特别重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五）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奖励；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得违章指挥和强迫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不得强令从业人员超规定工作时间、超规定劳动强度作业；不得安排从业人员从事禁止工种作业。对拒绝实施上述行为的从业人员不得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解决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投入等问题，落实保障安全生产的各项措施。
第十二条 矿山、冶金、建筑施工单位，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资格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或者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
（二）检查本单位生产、作业的安全条件，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排查及整改效果；制止和查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
（三）监督本单位职业卫生以及劳动防护措施、保健措施的执行；
（四）检查本单位全员培训、持证上岗的落实；
（五）检查本单位应急预案的落实；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力。
第十四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以及矿山、冶金、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并经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考核不得收费。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培训合格后，由安全培训机构发给相应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全员培训制度，组织从业人员的岗前、在岗、转（返）岗等全程培训，并确保培训计划、机构（基地）、费用、教材、人员、考核、档案、制度的落实。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时间，应当计入劳动时间，支付工资和必要的费用。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监督各工矿商贸、建筑类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学校、机构（基地）的安全生产教学、培训工作。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
矿山、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的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取得项目立项（审批）、安全设施设计、投入生产（使用）等阶段相应的安全许可。
其他实行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依法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凡未按国家、行业规定标准实施“三同时”的，一律不得建设、生产（使用）。具体办法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工会有权对涉及建设项目 “三同时”的设计审查、设施施工、竣工投入生产（使用）前验收等活动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第十八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的建设项目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设施，与居民区、学校、集贸市场及其他公众聚集场所等的安全距离，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规定，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规定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在重大危险源、高压输电线、输油（气）管道、尾矿库及矿山塌陷区等场所和设施的安全距离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建筑物、构筑物。
已建成的不符合前两款规定的建设项目、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需要拆除、搬迁、关停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具有法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重大危险源等进行安全评价，其评价结果应依规定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采取下列监控措施：
（一）建立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登记建档，对运行安全情况进行全程动态监控；
（二）定期检测、评价重大危险源有关设施、设备、场地的安全状态；
（三）在重大危险源的明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四）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半年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监控及相应的安全措施、应急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采取下列监管措施：
（一）建立特种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档案，对运行安全情况进行全程监控；
（二）按照特种设备使用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定期检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立即停止使用；
（三）制定应急预案，并确保有效实施。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难以立即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计划，落实资金和责任，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并依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行评估、报告，实现有效治理。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发生合并、分立、解散、破产、转让等情形时，其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首先明确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监控治理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拆卸等危险作业以及在密闭空间作业，应当制定具体的作业方案和安全防范措施，指定现场作业统一指挥人员和有现场作业经验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指挥、管理，确保作业方案、操作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安全卫生制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对本单位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代替劳动防护用品；不得采购和使用无安全标志的或者未经法定认证的单位销售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购买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应当经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验收。
第二十七条 从事社会公用事业和公共场所服务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能和场所的安全通道、安全标志等，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有关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维护、检修，定期检测安全防护效果，确保安全防护装置齐全有效，并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应当按照国家或者省有关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
从事矿山、道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存储、使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前两款规定提取，存储资金，负有管理职责的财政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资金的提取和存储。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社会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煤矿企业必须为煤矿井下作业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其缴纳保险费；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其缴纳保险费。
第三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监管执法体系、应急救援体系、责任体系和考核督查体系，支持、督促各辖区、各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鼓励社会公众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社会监督。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和相关措施，按其职责分工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定期检查或者抽查，对检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和事故隐患，及时提出整改、处理意见，并进行整改监督；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应依法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检查或者抽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制定和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情况；
（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排查和治理情况；
（三）设施、设备、器材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四）应急救援预案的落实情况；
（五）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六）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发放、使用和经营情况；
（七）安全费用、风险抵押金的提取、存储和使用情况；
（八）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和使用情况；
（九）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告、调查和处理情况；
（十）职业危害的防治情况；
（十一）其他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生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责任人应当主动配合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检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和事故隐患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上报监督检查部门。
第三十三条 颁发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资质的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查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市场。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培训和咨询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活动，依法承担与服务相关的责任、义务。
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依规定立即上报并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逐级上报，其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
工会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履行相关职权。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监督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将伤亡赔偿金按时、足额支付给受到事故伤害的员工或者其家属。
第四章 煤矿安全生产
第三十六条 煤矿的安全生产除了应当遵守本条例其他章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本章规定。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所规定的职责分工，与国家设在省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密切配合，实施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产煤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职能部门依法严格规范煤矿企业的生产行为，取缔非法煤矿。
产煤地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定，加强对违法、违规开采小煤矿关停整顿的治理工作。
第三十九条 煤矿的通风、通讯、防瓦斯、防突出、防水、防火、防煤尘、防冒顶、防冲击地压等安全设备、设施和条件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煤矿必须落实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的瓦斯治理方针，严格执行瓦斯治理责任制和瓦斯等级鉴定、瓦斯检查等管理制度，落实瓦斯抽放规定；建立监测系统和防突出措施，确保治理资金，控制煤矿瓦斯事故的发生。
煤矿必须严格执行“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水害防治原则，落实“防、堵、疏、排、截”五项综合措施，遵守水害防治工作的相关规定。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监察机构必须及时查处煤矿企业违反本条规定的行为，认真监督管理、监察煤矿企业有关安全防范工作的落实。
第四十条 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带班制度，带班人员应与当班职工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并建立下井登记档案。
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带班下井负有下列职责：
（一）掌握当班井下安全生产状况，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进行检查；
（二）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制止违章行为；
（三）发现危及职工安全的情况时，立即采取停产、撤人等紧急处理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一条 煤矿存在法律、法规、规章中责令停产整顿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立即责令停止生产，排除隐患，并暂扣相关证照。
煤矿接到责令停产整顿通知后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并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人、资金和安全措施。整改方案应当包括整改项目、目标、时限、作业范围、作业人数以及整改期间的安全保障措施等内容。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停产整顿煤矿的监督检查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停产整顿报告制度，严禁煤矿在被责令停产整顿期间以任何理由进行生产。
第四十二条 煤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予以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生产的；
（二）3个月内2次或者2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仍然进行生产的；
（三）被责令停产整顿擅自进行生产或者停产整顿验收不合格的；
（四）超层越界开采拒不退回的；
（五）采用鱼刺式巷道开采，存在重大通风、瓦斯隐患的；
（六）存在较大的瓦斯、火灾、水灾等隐患，又没有建立相应的防治系统的；
（七）1个月内3次或者3次以上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
（八）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应当关闭的其他煤矿企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违章指挥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或者对已发现的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并限期改正，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并处本人上一年年度收入30%以上8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以及矿山、冶金、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考核合格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规定如实告之有关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拆卸等危险作业以及在密闭空间作业未指定现场作业统一指挥人员和有现场作业经验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指挥、管理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代替劳动防护用品，采购和使用无安全标志或者未经法定认证的单位销售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存储和使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四十八条 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中介机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包括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等）或者验收通过的；
（二）对依法应当责令停产整顿、取缔或者关闭的生产经营单位，未责令停产整顿、取缔或者关闭的;
（三）对依法应当制止和处理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未予以制止和处理的；
（四）未履行特别重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监督管理职责的；
（五）未依法律、法规规定对生产安全事故立即组织救援、及时如实报告、严肃调查处理的；
（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五十条 对煤矿企业实施的行政处罚，由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实施关闭的行政处罚，依法报请县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对煤矿企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予以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请县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